1955年秋，怀仁堂内，授衔典礼隆重举行，陈赓被授予共和国大将，却闷闷不乐。
贺龙元帅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是想起老战友了吧。”
这个“老战友”究竟是谁？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生死情谊？
1918年的湘潭，山坡上草木苍翠，虫鸣阵阵，一场暴雨突如其来。
就在这暴雨肆虐中，一个瘦弱的小身影在山坡上东奔西跑，裤腿已被泥水溅湿，他的名字叫卢冬生，不过八岁，正在山上放牛。
牛儿早已因雷声而惊慌失措，四处狂奔，他一个人根本拉不住牛绳，急得直跺脚。
年幼的他不知道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嘴里不停呼喊着“牛儿，别跑啊”，可回应他的，只有狂风与雨声。
他跌倒在地，衣衫已被泥水染成了灰黑色，爬起来时，脸上全是泥，手指也在草丛中被划破。
正当他快要绝望之时，一个身影从雨幕中奔了过来，那是一个比他大了几岁的少年，穿着青布短褂，脚步坚定，他喊着：“冬生，别怕，我来了！”
说着便熟练地绕到牛前，抓住缰绳，稳稳地控制住了牛儿的方向，他动作利索，几下就把惊牛稳住。
这个少年不是别人，正是陈赓，年方十三，家中颇有田产，是当地陈家最宠的“二少爷”。
眼前这个满身泥泞的放牛娃，是他家的“长工之子”，却也是陈赓打小最要好的玩伴。
两人相识已久，常一起爬树掏鸟蛋，也一起到溪边捉鱼，卢冬生喊他“二少爷”，陈赓却总是不高兴，说：“叫什么二少爷？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兄弟，我是你哥。”
此后的日子里，陈赓常常帮卢冬生放牛，有时候还偷偷带上私塾的课本，在山坡上教他识字。
但他们的少年时光，注定不能安稳太久，十四岁的陈赓，因不满父母为其安排的包办婚事，负气离家，投身军旅，从此踏上风雨兼程的革命之路。
离开那天，他在山坡上最后一次见到卢冬生，两人对坐无言，陈赓拍拍冬生的肩，说：“你要听书多读，等我混出个样来，就来接你。”
冬生点头，眼圈泛红，却没有哭，多年之后，战火纷飞，两人重逢在另一片硝烟之中。
1927年盛夏的江西会昌，南昌起义军正奋力突围，而敌军已在四面八方布下重兵。
陈赓所在的一营是先头部队，担负着最危险的阻击任务，作为营长，陈赓一身短打，亲自冲在最前线。
他手握驳壳枪，眉目坚毅，不断吼出命令：“往前压，不能退！打出一个口子就能冲出去！”
但就在陈赓带领部队向一个山头发起冲锋时，一声巨响划破长空，一发子弹狠狠地击中他的左腿。
剧烈的疼痛瞬间击穿了神经，他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下，不远处的卢冬生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他看见陈赓躺在草丛中，左腿已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半边军裤，陈赓强撑着上半身，嘴角也有了血迹：“别管我，快走。”
但卢冬生却根本听不进去，他扑倒在地，抱住陈赓的肩膀，把他拖进一片更密的草丛。
卢冬生咬着牙，一边迅速替陈赓包扎，一边压低声音说：“哥，你放心，我一定把你救出去。”
敌军的包围越收越紧，山头硝烟弥漫，路早已被封死，卢冬生背起陈赓，一步一滑地往山下撤退。
数次转移，数次生死边缘，直到他们终于躲入一处偏僻的村落。
可是陈赓的伤已经恶化，伤口开始发黑，他虚弱地说道：“冬生，别背我了，我不行了，把我藏在这儿，你自己走。”
卢冬生却像没听见一样，用破布绑紧了陈赓的伤腿，又重新背起他，后来，他们终于一路靠乞讨和偷渡混上了渡船。
到了香港后，他们尝试找医院救治，可一听是枪伤，医生便如避瘟神般拒之门外，卢冬生只能背着他，在街头巷尾四处奔走。
之后，卢冬生又想方设法弄到了前往上海的船票，他一手拖行军床，一手提物资，把陈赓安置在船舱底部的小角落里，几乎整夜不睡，寸步不离。
抵达上海后，他们终于联系上组织，陈赓得以住进骨科医院治疗。
那段从江西到香港，再到上海的逃亡之路，足足走了半个月，半个月里，卢冬生没有睡过一夜好觉，没吃过一顿饱饭。
陈赓伤愈后，每每谈起那段往事，总是红了眼圈，而那个弹雨中奋不顾身的背影，自此便镌刻在陈赓心中，成为他一生无法割舍的恩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一纸命令，从延安发出，送到了卢冬生手中，命令很简短：卢冬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
三五八旅是八路军主力之一，是贺龙一手打造的劲旅，战斗力强悍，号称“铁军”。
而旅长，在此时此刻，就是整个部队的灵魂，是一块万众瞩目的金字招牌。
所有人都认为，这份任命理所应当，卢冬生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是红军战将中的佼佼者，如今抗战在即，他理应被推到前线，冲锋陷阵，再建奇功。
可就在所有人以为他将披挂上阵、策马疆场时，卢冬生却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干。”
话音刚落，众人皆愕然，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你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正是建功立业的机会，怎么就撂挑子了？”
卢冬生低着头，点了一支烟，沉默许久，只淡淡地回答：“我不配。”
不是因为他真的不配，而是源于他对贺龙老首长的一腔敬重。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过程中，不少“方面军”将领、师长统统降级，职务重整，很多人心里有怨气。
但这些情绪还在可控范围内，直到有人站出来，指着贺龙说：“他搞军阀主义，把红二方面军当作他个人的私军。”
这话传到卢冬生耳中，犹如一记闷雷。
贺龙是他的老首长，也是他的引路人，从洪家关起义开始，从南征北战、四渡赤水、草地雪山，他始终跟随在贺龙左右。
可现在，一顶“军阀”的帽子，不光砸向了贺龙，也悄然落到了卢冬生头上。
有人在会上公开批评他，说他也有“山头主义”，是贺龙的“心腹”，这让卢冬生如鲠在喉。
他不是一个擅言辞的人，从不懂辩解，他沉默，内疚，难过，愤懑，种种情绪压得他喘不过气，于是他拒绝了这次任命。
贺龙私下劝他：“你能胜任的，别说气话。”
“我干不了。”卢冬生咬着牙说，“一个军阀，怎么配指挥部队？”
贺龙看着他，眼里满是复杂情绪，他知道冬生太轴，也太重情：“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卢冬生站起身，神色决然，“我已经决定了。”
组织见他如此执拗，也只好尊重他的选择，在三五八旅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前，调来了张宗逊接任旅长。
而卢冬生，则悄然离开部队，去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了一名“学生”。
一个久经沙场、带兵作战的红军将领，突然坐进教室，拿起课本，开始研习军事理论与政治学说。
他开始懂得什么是“战略”，什么是“体系”，什么是“未来战争的走向”，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冲锋陷阵的营长、师长，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军事骨干。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卢冬生终于等来了归国的机会。
九月初，他终于踏上哈尔滨的土地，随后他被任命为松江军区司令员，这是组织给予的认可。
11月的哈尔滨，中共东北局书记陈云率机关人员陆续抵达，开始全面接收城市与部署工作。
行李仍滞留在车站几百米外，为了安全，陈云决定不亲自前往取回。
秘书刘达请命外出，但卢冬生却站起身，拍拍他的肩膀说：“我来吧，我会俄语，万一有事，也好应付。”
卢冬生披上军大衣，随一名警卫员同行，哈尔滨虽已“光复”，但苏军尚未完全撤离，纪律松弛，抢掠事件时有发生。
就在他们穿过一条小巷时，一辆破旧马车缓缓驶过，两名醉醺醺的苏军士兵拦下车子，口中大喊：“把钱交出来！”
枪栓被拉起的声音在夜色中格外刺耳，马车夫惊慌失措，警卫员一手摸向枪套，却被卢冬生拦住。
他上前一步，冷静地用俄语呵斥：“我是松江军区司令员！你们是谁的兵？叫什么名字？”
苏军士兵明显愣住了，面面相觑，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卢冬生继续怒斥：“这是犯罪行为！回部队去！”
气势一时间压住了对方，两人悻悻地让出路来，卢冬生没再多言，拉着警卫员赶路。
但两人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身后突然传来刺耳的枪响，卢冬生身体一震，随后扑倒在地，鲜血在雪地里迅速晕开。
苏军士兵惊慌逃窜，现场混乱，警卫员拼命呼救，却已无济于事。
卢冬生，年仅37岁，死于他曾并肩作战过的“友军”之手，死在战火熄灭后的和平之夜。
陈云震怒，立即要求苏方彻查此案，苏联高层也震惊不已，勒令惩处行凶者，却始终未能找到真凶。
消息传到贺龙那里，他瘫坐在椅子上，半晌无语，烟一根接一根地点着，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再传至陈赓耳边，他久久没有回应，只是默默地坐在屋中，把那张合照看了整整一夜。
岁月流转，时光如梭，十年后，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军授衔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将星璀璨，群英毕至，陈赓被授予大将，实至名归，授衔结束，掌声雷动，贺龙走到陈赓身边，笑着说：“恭喜啊，老陈！”
但他看见陈赓神情沉郁，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道：“又想起老战友了吧？如果他还活着，那该多好啊。”
陈赓缓缓点头，眼中有光，也有泪，铁骨柔情，不在虚名，而在那无声的惦念，兄弟已远，情谊犹存，愿这段跨越身份、穿越时空的兄弟情，被世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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