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初,北平午后燥热,西单警钟一阵阵敲响,提醒市民警惕空袭。就在这嘈杂声里,城工部交通员王启明挤上破旧黄包车,把一封写给侯镜如的黄埔同学信递到了护国寺街的一座小四合院。信很短,却分量极重——它代表着北平地下党对第九十二军未来走向的第一次试探。

半小时后,院门再度开启。侯镜如的外甥李介人匆匆而出,手里竟只捏着几片碎纸。那纸角还带着墨香,很显然刚被撕裂不久。送信人怔住:“怎么就撕了?”李介人压低声音,“姨妈在家。她怕旁人窥见。”一句话,算是解释,也像托词。说罢转身,背影沉稳,看不出慌乱。

撕信,并非拒绝。北平城工部晚上开碰头会,灯泡昏黄,屋里连呼吸都轻。负责统一情报的刘仁摊开那几片碎纸,笑了一声,“表面绝情,实则稳妥。让她保密,比让邮差保密可靠。”一句轻描淡写,把紧张情绪卸掉大半。不得不说,这份判断,后来被反复印证。

铺开时间轴,此事并非偶然。早在1947年秋,李介人就曾到冀中根据地,接受为期三月的秘密培训;第二年春末,他回到北平,身份依旧是“天津商行经理”,但耳朵里塞满了隐秘暗号。第一要务——摸清姨夫侯镜如的真实态度。

侯镜如的经历颇为曲折。1924年入黄埔一期;1925年在周恩来领导下加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失联,被迫留在国民党军中。二十余载,换过无数肩章,却从未换过嫡系92军的底色。1948年8月,他刚从塘沽战线调升第十七兵团司令,名义支援东北,实则左右为难。有人形容他那时像被两股绳拽着——一头是蒋介石的命令,一头是内心的犹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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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他从葫芦岛回北平,再次向傅作义要92军。傅作义拖字诀,理由冠冕堂皇:“防务吃紧,调不动。”侯镜如只能暂返前线。塔山阻击战局势凶险,他手上却只有21师跟随。蒋介石亲临葫芦岛督战,每天催电“死守”,侯镜如表面答“遵令”,暗地却把增援节奏卡得很死,导致锦州外围始终缺口难合。有意思的是,当时东野炮火越打越猛,蒋介石频频抓耳挠腮,却无法断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与塔山的炮声同步,北平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加速推进。李介人按组织指示,频繁出入92军军部。他送去的不是文件,而是家常。聊天内容,从小脚布鞋扯到南京盐水鸭,再到黄埔旧事,轻飘飘,却在黄翔、张伯权这些师团主官心里埋下种子——那就是“起义”二字。

11月下旬,李介人又往塘沽跑一趟,带去一句电报暗语:“北平家里事,是否请黄军长、张师长同商量?”侯镜如回电仅四字:“可,速办。”信息简单,却等于盖章授权。92军内部立即成立秘密小组,一支起义骨干网络逐渐成形。

局势却再次转折。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塘沽门户洞开。87军、独95师仓皇南撤,侯镜如随行,仅余318师一个团可控。一路南下,上海、杭州、徽州,位置在变,人心却定。与他同行的廖云泽也萌生同念,两位黄埔同袍在火车包厢里低声交换看法,廖云泽拍着桌子:“老侯,别等了!”侯镜如沉吟许久,回他一句,“时候到了,自会有信号。”

信号终归要靠通信线。侯镜如托堂兄侯若海写信往北平,请李介人南下。然而李介人在香港错过接头,两人再未面对面。战争推进太快,主动权瞬息易失。318师两个团被抽调,未能按原计划起义,最终在东阳被我军收编。这一憾事,让侯镜如暗暗懊恼。

4月下旬,他率残部进驻徽州。长江对岸炮声隆隆,渡江战役箭在弦上。部下劝他早作决断,他却被命令离开部队,赴福州任绥靖公署副主任,手头只剩新编318师。高层显然在削弱他的兵权。但削兵权,也让他摆脱掣肘。7月,由于职位变动,他干脆借口“巡查院校”悄然赴香港,实际是为了与党组织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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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深夜,福州闽江口雾气弥漫,318师团部灯火未眠。师长彭淮霖召集营连主官,“侯将军来电,变天在即,大家心里有数。”短短一句,军官们互望,没人反对。凌晨两点,318师起义正式生效,敞开阵地,引我第十兵团疾速追击退敌。三句呼号,宣告三千多士兵改旗易帜,未费一枪。

两年后,1952年春,侯镜如从香港北上,经广州、武汉再抵北京。新街口外的柳树已抽新芽,他换上中山装,面色平静。国务院参事室的任命书递到他手中,他没多说,只是抬头看了看窗外晴空——那穹顶无声,却承载了二十多年隐忍与抉择。

回望整件事,撕信的小动作看似微不足道,却在当年险恶气候里为起义延续了生机。北平城工部的“处理很巧妙”并非恭维,而是对地下斗争规律的精准把握:有时,一张碎纸,比千言万语更安全、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