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南京西南角的老虎桥模范监狱忽然提前放人。日军的炮火压境，国民政府匆忙迁都，四年多来最著名的一名“政治犯”陈独秀被匆匆推到门口。铁门咣当一声合上，他回头望了望阴冷的监舍，随后侧身挤进逃难的人流。
寒风扑面，他却顾不上瑟缩。稍事打点，陈独秀临时借住在南京一处旧坊。昔日学生罗汉帮他筹得几件冬衣。衣袖没缝好，几针粗线随意打着，罗汉笑说：“老师先暖身，体面以后再补。”陈独秀摆摆手，口气仍带书卷气：“如今先顾性命，比什么都强。”
这位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呼风唤雨的人物，为何会跌落至此？事情要追至1932年10月。那一年，他因在上海报纸上连续发表反蒋文章，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初审时，法庭以“叛国”名目重判13年，并剥夺公民权7年。陈独秀当庭抗辩，讥讽检察官“张冠李戴，欲加之罪”。舆论压力加上各界斡旋，刑期改为8年，公民权得以保留。
狱中日子并不完全暗淡。由于学界声望，友人探监络绎不绝。一次，何应钦专程前来求字，他提笔写下《论语》名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手腕虽因风湿颤抖，落款仍劲峭，一旁狱警暗暗称奇。
被提前放出后，陈独秀最先想到的，并非立刻远走，而是重新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经多方辗转，他写信给在延安的叶剑英、林伯渠，表述回党工作的愿望。信心已寄出，他却不得不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拉拢。蒋介石派人与他接触，甚至抛出“劳动部长”职位，还允诺10万元经费，要他另建党派。陈独秀态度坚决：“杀我二子之人，岂能再事之？”来人碰壁，只得灰溜溜离去。
事情汇报到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很谨慎。陈独秀曾在大革命时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公开接受过托洛茨基理论，党内赞成与反对的声音交织。多轮讨论后，中共中央最终同意其回归，但列出三条条件：
一是发表公开声明，彻底否认托派主张，与托派组织划清界限；
二是公开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是以实际行动证明拥护统一战线。
要求并未隐晦，很快递到陈独秀手中。他读罢自语：“二三可行，第一条却难。”学生劝他权作权宜，他摇头：“学问可以争论，立场亦可争论，唯不容自辱。”
这份执拗与他二十年前在《青年杂志》上的斗志如出一辙。那时他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带动一代青年质疑旧礼教；也是这股倔强，让他对托派理论久久不肯松口。因而，回党大门就在指尖合上。陈独秀复信毛泽东：“回党固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延安方面得到回函，颇感遗憾。毛泽东对身边同志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独秀性格如此，强求无益。”从此，两边犹如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峡谷，只剩偶尔的问候。
南京局势日渐紧张，陈独秀转往武汉，再赴重庆。途中，王明、康生在《新华日报》上指称他“疑为日方津贴对象”，舆论一时沸腾。为了不让风波扩大，周恩来秘密托人转话：“暂勿发文，安心养病。”
1939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获悉陈独秀病重，立即到医院探望。病榻旁浅浅的对话，只留下几句记录：“独秀先生，身体要紧”；“恩来，多谢惦念”。不到一分钟的寒暄，足见双方情分仍在，却再无回归旧日的可能。
在江津石墙院里，陈独秀靠着卖文、卖字艰难度日。院后那块小菜地，他亲手种过几株青菜，常被雨水淹坏。有人嘲笑他种不好田，他回一句“我擅长种字”。一句轻描淡写，把凋零生活里的无奈掩过去。
病情恶化后，周恩来再次携朱蕴山驱车前来。木门吱呀开启，周恩来见屋内陈设简陋，先是怔了几秒，而后歉然。警卫员悄悄放下一袋银元，陈独秀用双手推回：“互济会钱助狱中同志，我已出狱，岂可再添负担？”
1942年5月27日，凌晨三点，守夜的学生何之瑜发现先生呼吸急促，随即停止。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话：“古稀未至，痛惜。”
十一个春秋过去，1953年冬，毛泽东到安徽安庆调查，偶然得知陈独秀次子陈松年在当地窑厂任技师，生活清苦。他对地委书记吩咐：“困难当帮，该办就办。”此后，每月三十元的补贴坚持了多年。
陈独秀的传奇以江津一座旧宅收尾。一生三起三落，他未曾妥协的，是对学理的执念，也是对民族危亡的刺痛感。三条要求，似乎只差一句签名；落笔却落不到纸上，这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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