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台北的一处老公寓里，空气闷得让人喘不上气。
警察撞开门的时候，高瑞坤已经硬了。
这人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挂在梁上，把自己给吊死了。
但要是把这老头的身份亮出来，那绝对能把当时的台湾政坛吓出一身冷汗。
就在几个月前，这双手还在纽约曼哈顿的豪宅里，小心翼翼地捏着淮扬菜的狮子头；吃他做饭的人，是那个跨越了三个世纪、大名鼎鼎的宋美龄。
咱们今天要聊的，不是一个厨子的死，而是一个时代是怎么把“人”变成“渣”的。
要把这事儿捋顺了，得先看看高瑞坤是个什么角儿。
在宋美龄那个流亡纽约的“小朝廷”里，高瑞坤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清朝御膳房的总管。
宋美龄晚年嘴刁，早年的大厨蒋茂发退休后，她是千挑万选，才把在嘉义老家的高瑞坤给挖到了美国。
那几年，高瑞坤过得那是相当体面。
在纽约格雷西广场的豪宅里，只要老太太一句“今天的鱼做得不错”，高瑞坤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钱。
他活在一个被金钱和权力精心编织的真空罩子里，那里没有政治斗争，只有永远做不完的松鼠鳜鱼和红烧狮子头。
但他忘了一件事，或者说，没人提醒过他：在这个世界上，饭碗从来都不是铁做的，是政治做的。
2003年10月，106岁的宋美龄两眼一闭，走了。
这对于外界来说是历史翻篇，对于高瑞坤来说，却是天塌地陷。
树倒猢狲散，那个靠台湾巨额预算养着的“流亡班底”，瞬间就成了没人要的孤儿。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御厨”，回台湾随便去个五星级酒店当个顾问，或者写本书爆料点蒋家私房菜，下半辈子躺着数钱都行吧？
可惜啊，他回来的时间点，太寸了。
那时候台湾是谁在台上？
陈水扁。
那会儿岛内正在搞什么？
轰轰烈烈的“去蒋化”。
只要是跟蒋家沾边的人和事，在当局眼里那就是病毒，必须清除。
宋美龄活着的时候，当局为了面子还得给钱给粮；人一死，高瑞坤这些旧部，立马就成了看着就心烦的“前朝余孽”。
有些脑子活泛的随从，早就看清了风向，回台前就找好了靠山，摇身一变进了核心部门，照样吃香喝辣。
可高瑞坤呢？
他就是个只会颠勺的老实人。
他天真地以为，凭借自己这手绝活，怎么着也能在官邸混口饭吃。
一开始，上面确实把他安排进了官邸，给陈水扁做饭。
但这饭，做得那是相当尴尬。
两任主子，立场水火不容。
你在蒋家餐桌上是功臣，在陈家餐桌上，你就是个刺眼的“遗老”。
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来了：高瑞坤，去第三局报到。
这第三局是干嘛的？
管后勤、管物资的。
你敢信吗？
让一个伺候了“永远的第一夫人”十几年、手艺登峰造极的大厨，去阴暗潮湿的仓库里数拖把、管扫把？
这哪里是工作调动，这分明就是把人的脸皮撕下来，扔在地上还踩了两脚。
高瑞坤想不通啊，他是真想不通。
他去找长官理论，说我只会做饭，这管物资的活我干不了。
长官那是眼皮都不抬一下，冷冰冰地怼回去：“这是上面的决定，不干？
不干你就滚蛋。”
那副嘴脸，和当年在纽约豪宅里对他点头哈腰、求他给老太太做个加餐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
这就是政治的残酷。
在纽约，他是连接历史的纽带；回了台北，他就是个多余的废物。
那时候的高瑞坤，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他发现自己在美国是异乡客，回了故乡，却成了彻头彻尾的“外人”。
坊间还有种更阴谋论的说法，说高瑞坤死得这么急，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你想啊，他在宋美龄身边十几年，那饭桌上、客厅里，来来往往的达官显贵，谈论的那些机密，他多少听进去一些。
在那个清算蒋家势力的敏感时期，一个活着的、满脑子秘密的“黑匣子”，显然不如一个死人让人放心。
高瑞坤的老婆后来哭得死去活来，说：“是上面逼的…
他们逼得我们没法活啊！”
这句话，听着像气话，其实是大实话。
逼死高瑞坤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领导，而是那个翻脸无情的世道。
我们回过头来看宋美龄。
她这一辈子，活成了神话，享尽了荣华，死后还极尽哀荣。
因为她的长寿和地位，她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走了周围所有人的光和热。
她身边的侍卫、医生、厨师，把青春都献祭给了她的“不老传说”。
等到传说终结，这些人就被像用过的纸巾一样，随手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相比之下，那个最早跟随蒋介石的厨师蒋茂发还算运气好，早早退休，避开了这场政治风暴。
而高瑞坤，恰恰接过了这最后一棒，成了这个旧时代谢幕时，最惨烈的一个注脚。
高瑞坤上吊的那天，窗外的台北依旧车水马龙，政客们依旧在电视上口沫横飞地争吵着“统独”议题，没人关心一个厨子的死活。
大家只当是一个生活不如意的老人，一时糊涂走了绝路。
但咱们心里得跟明镜似的：高瑞坤这根绳子，勒住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脖子，更是那个旧时代的咽喉。
他的死，宣告了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在现实的政治绞肉机面前，连最后一点温情脉脉的面纱都被撕扯得粉碎。
良心？
在权力的更迭面前，良心确实不能当饭吃。
高瑞坤做了一辈子的饭，最后却发现，自己才是那道被时代咀嚼后，无情吐掉的残渣。
2004年，高瑞坤死了，终年5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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