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的洛杉矶机场，黄玉荣拖着两只巨大行李箱，在入境口停了足足三分钟才迈开脚步。她不是第一次来美国，却第一次带着“只能进不能出”的决心。回头望了一眼候机大厅的灯光，她对自己低声说了一句：“先躲一年再说。”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一躲就是十三年。
追溯到2001年冬天，河南郑州的会议室灯火通明。身为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的石发亮当众拍着桌子，一口气喊出“明年交通投资150亿元”的数字，满屋子干部意外得张大了嘴。随即一阵掌声把石发亮推上了神坛，黄玉荣也在人群后排偷偷竖起大拇指。很多人至今记得，他在演讲时喜欢双手插兜、眼睛扫过会场，颇有明星范儿。
两年后，形势陡变。2002年11月，中央纪委工作人员抵达郑州，石发亮被宣布“双规”。数字一串串跳出来：受贿1900余万元，其中一次性收受400万元回扣的记录赫然在卷宗首页。石发亮在被带走前还笑着说：“我演讲可不需要稿子。”那副神情落在黄玉荣眼里，只余寒意。她很清楚，自己多次陪同丈夫插手高速公路招投标，账本上早已留下了名字。
黄玉荣决定出逃，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办妥了护照、签证和换汇手续。外界曾好奇她为何能如此迅速，她后来在狱中提审笔录里写道：“早有预感，提前准备了所有文件。”这句话像一把刀，戳破了“措手不及”的伪装。
来到美国后，她给自己取了洋名“安妮”，先在旧金山华人区租了一套公寓。头半年，她几乎不出门，买菜都靠网购。街角的中餐馆主看到她的照片后回忆：“那女人戴墨镜、帽檐压得很低，点餐完一分钟就走。”直到2005年初，美国移民局根据中国提供的材料将她抓捕，她才真正意识到：远离国土并不等于安全。
拘留所的铁门带着寒意。她当场申请政治庇护，随后聘请律师打起拉锯战。一次庭审结束后，律师安慰她：“只要不断上诉，几年问题不大。”黄玉荣点点头，却在警车后座轻声说：“到底能躲多久？”司机没有回答，车窗外的洛杉矶阳光毫无温度。
转眼已是2015年4月22日，百名红通名单在北京正式对外公布。黄玉荣排在第4位，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职务、涉嫌罪名，半点不差。当天傍晚，旧金山华埠的报刊亭里挂着她的大幅照片。几乎同一时间，她收拾行李飞往波士顿周边一座小镇，租下一间木屋，连房东都只知道她叫“Anne”。
有意思的是，换了环境并没有换来心安。超市收银员一句“Where are you from？”就能让她紧张得手心冒汗，华人教会寄来的福音单页更让她仓皇躲避。夜深人静时，她常拎着绳子在后院徘徊。2015年8月，她在给自己草拟的遗书里写道：“树已经选好，若彻底无路，我就结束。”短短25字，却把绝望写满纸面。
风向又一次变化来自一封狱中来信。2015年10月，石发亮用19页纸劝她回国，信里有一句话——“时不我待，失不再来。”黄玉荣反复读到凌晨。此前她曾对律师抱怨：“美东的冬天太冷，冷到骨头缝里。”如今信纸上那行钢笔字比寒风更刺人。
就在这封信寄出的前后，美方调查人员抵达河南，实地查验交通厅当年的招投标档案。对黄玉荣而言，法律战的缓冲期被大大压缩。2015年11月16日，她联系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提出自愿回国。同一周，美国国土安全部完成最后一份移交文件，两国执法人员在肯尼迪机场完成交接，航班号被严格保密。
飞机落地北京首都机场时已是夜里，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她走下舷梯。她停了一下，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能不能让我再看一眼夜空？”一句话几乎被风吹散。随后，她被送往河南接受审查，成为百名红通中首位从美国归案的人员。
案件办理过程中，检方统计出她参与受贿的项目共六起，全部与高速公路建设相关。法庭上，黄玉荣交代：“当年觉得修路是政绩，钱就像流沙，抓一把是自己的。”一句掏心话，给旁听席的年轻检察官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既要财又要路，最后路没走通，财也带不走。
2017年春，法院作出判决：黄玉荣因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违法所得全部追缴。宣判结束，她被法警带离法庭。走到廊道尽头，她忽然停住脚步，自言自语：“春天到了。”声音很轻，却让身旁的年轻法警愣了一下。
这起案件至此尘埃落定。十三年间，“安妮”用尽巧思与程序对抗，却终究败给了加速收紧的追逃网络。中方后来在内部通报中评价：个案虽小，却验证了司法合作的可行路径。与其说她输在法律程序，不如说输在对大势的误判——逃亡的路再长，也终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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