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岭南气候已透出湿热。许世友结束检查部队归来，吉普车刚驶进广州军区大院，他便看见一辆伏尔加的后座放着两盆盛开的山茶。鲜红的花冠在晨光里格外扎眼，仿佛无声挑衅。许世友沉了脸，拔腿便往办公楼走，警卫跟在后面都不敢出声。
值班秘书孙洪宪被叫到屋里，屋门一合，里面传出一句重话：“这花谁拿的？”孙洪宪愣神，支吾一句“好像是首长夫人车上……”话未说完，桌上一记重拍震得水杯直跳：“公家一片花瓣都不能白送！”
当天午后，一个临时党小组会在政治部小会议室召开。参会名单里赫然写着“田普”。许世友站在门口，只留一句“别给面子，照章批评！”转身走了。会上，政治部干事一板一眼宣读公车管理规定，两盆花被定性为“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无偿馈赠”。田普沉默，只说一句：“我认错，立刻送回。”
鲜花事件在军区传开，官兵摇头又服气。这已不是许世友第一次为“鸡毛蒜皮”翻脸。三十多年来，他的原则比钢还硬，而这条脾气可以追溯到抗战岁月。
1941年秋，36岁的许世友率清河军区独立团转战胶东。那时他终日吃住在阵地，衣服脏得能立起来。后勤部长高大山看不下去，提议给团长介绍对象。皮革厂的姑娘们排一溜站好，许世友瞧见正在补鞋的一位小个子女孩，眉眼清亮，他伸手一指：“她。”那女孩便是田普。缘起如此简单，却扎根极深。
第一次见面后，高大山递来一双新布鞋：“姑娘亲手做的拥军鞋。”许世友试了试，合脚，却摆手：“八字没一撇，岂敢无功受禄？”高大山笑：“她送鞋，你留子弹不就扯平？”许世友随即从贴身口袋摸出一枚弹头，血迹已被岁月磨亮，“万源保卫战从肩头抠出的，给她做纪念。”
两人相知两年。1943年春，胶东山里办起小小婚礼。喜糖一包，清茶一杯，战友在旁鼓掌起哄。许世友爽快亮相，一套少林功夫虎虎生风，又在十步外拔驳壳枪，三声脆响打落新娘肩头与发髻上的花朵。战士们目瞪口呆，田普笑得像孩子。
婚后第二天，许世友送给新婚妻子一张叠好的军被和一句话：“改名田普，从今天起，你是普通战士，没有特权。”田普点头，旧名田明兰就此作古。枪林弹雨里，两人聚少离多。1953年5月，许世友即将赴朝鲜指挥作战，田普怀孕临产，只求丈夫给未出世的孩子起名。“男叫援朝，女叫抗美。”许世友喝下最后一口茅台，提枪上了火车。三年后凯旋，儿子许援朝已经能叫“爸爸”了。
时间推到1969年，许世友就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田普随调南下，政治部原想让她继续做干部部副部长，级别不变、工作熟悉。许世友当场否决：“干部部是要害部门，轮不到我家属。”最后，组织把田普安排到北京工程兵某科研所任副政委，行政待遇并未迁就。田普没有一句怨言。
公私分明不只体现在职位。军区车队有几辆接待外宾的高级轿车，偶尔空闲，司机愿意“顺路”送首长家属。田普有一次临时出席团代会，征得同意坐了辆雪铁龙。谁知又被丈夫撞见。会后，车队电话铃急响：“以后严格派车，首长家属不得超编！”司机们苦笑：坐错车，比开错会严重。
对子女教养同样一丝不苟。大儿子许光曾是海军学院高材生，舰长出身。1972年探亲时，他被父亲劝回河南老家任地方武装部长。许光觉得专业无用武之地，委婉提出重返海军。许世友脸色一沉：“组织不是弹簧，想去就去，想回就回？别想。”父子对视，许光低头，信服退下。
次年，女儿许华山阴差阳错通过体检，获荐空军女飞行学员。院长一听是“许司令女儿”，连夜打报告请示。许世友只回五个字：“合格就收训。”日后许华山在信中喊苦：“每天负重跑，真要熬不住了。”父亲回信更硬：“活着坚持，死了也算尽责。”女儿咬牙撑过去，终于戴上飞行资质臂章。
再说回那两盆山茶，被田普亲自送回宾馆门口。花工愣住：“夫人喜欢您就拿着嘛。”田普摆手：“政策不能破例，花好好养着。”小插曲到此结束，但军区里由此添了条口口相传的“许家家规”——拿别人一针一线，必交公。
多年后，有老兵回忆：“许司令火气大，却对自己人最狠。”狠里含着铁一般的纪律，也藏着一份朴素的初心。田普在回忆文章写道：“他像一面镜子，先照自己，再照家人。”镜子明亮，家风亦正，道理都在那两盆山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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