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深夜，第一批志愿军列车悄悄驶离安东车站，汽笛声被厚厚的棉被裹住，车窗全封黑布，只剩车轮与铁轨的低吟。那一刻，大多数将士只知道自己要去“打仗”，却未必清楚背后是谁把这盘大棋摆好。人们普遍记得彭德怀，却常常忽略另一位操盘手——周恩来。
战争的导火索是9月中旬的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后撤，战局瞬间逆转。北京高层随即出现两种声音：一派主张立刻出兵，另一派认为应先在鸭绿江一线布防。林彪甚至直言，美军空中优势太强，贸然南下凶多吉少。这时，周恩来用一句话打破僵局：“边打边谈有成本，任由对方越过三八线，成本更高。”态度鲜明，会议风向瞬间转变。
作为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兼数职。10月初，他牵头成立东北边防军临时指挥部，只花了四十多天，就把25万官兵推到鸭绿江岸。后勤部门原本预估三个月才能完成的输送，被他一句“越快越好，兵无粮不战”直接压缩到六周。
早期的作战计划离不开毛泽东与彭德怀，但落到具体筹措人力、物资与国际支持，一张张电报都要送到中南海西楼。周恩来常把台灯开到凌晨两点，批示后丢下一句：“记住两条，弹药别断，棉衣别少。”口气不重，却透露出不容商量的坚决。
同年10月3日，他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只持续半小时，却定下重要基调：“美国若越过三八线，中国必定参战。”潘尼迦事后转述给华盛顿，杜鲁门仍然没有踩刹车。三天后，中央政治局正式拍板：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挂帅。
争取外援同样艰难。10月8日，周恩来率团飞往莫斯科，行前他对机要秘书说：“飞机慢点没关系，把合同带全。”谈判桌上，他列出武器清单，随后补上一句轻描淡写的中文：“半价，不是折扣，是立场。”斯大林沉默片刻，最终答应提供歼击机、炮兵装备以及航空兵出动。虽然苏军没有直接出地面兵，但这份“半价清单”后来救了志愿军多少官兵的命，很难统计。
军事决策也少不了他的身影。1951年2月，他向中央提交轮换作战方案，建议每半年替换一个兵团，以解决给养压力。毛泽东批示“可行”，聂荣臻补充“迅速拟定”。随后第三、第九、第十九兵团依次跨过鸭绿江，志愿军规模扩充至百万。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前线战术并不过多插手，却极度关注“打得久”的问题。他要求总后勤部把朝鲜境内道路、桥梁、仓库、卫生站全部列表，每个月向中央汇报一次。正是这一套细致到“每条牛车路面厚度”的统计，让志愿军在“磁性战术”压力下仍能周转弹药。
外交阵线上，他从未松懈。1951年7月10日，板门店停战谈判开始。谈判代表到北京请示口径，周恩来只用了五分钟完成反馈：“以三八线为基准，阵地退一寸，条件进一寸。”自此，谈判桌上出现了“不急不躁、以拖制拖”的中国风格。两年零十七天里，他批阅的谈判电报多达三百余份，几乎每封都留下突出的墨痕。
1952年春，美军投掷疑似细菌弹，朝鲜北部出现不明疫情。志愿军野战卫生部告急。周恩来直接进入疾病防控的指挥位置，调集军医、病毒学者与化工专家共千余人赴前线。一位南京来的教授在汇报时说：“条件差，化验难。”周恩来当即示意工作人员：“给他们送上最好的显微镜和培养基，其他东西以后再算账。”这一拍板，使得疫情未能大面积蔓延。
除了军政事务，他对志愿军战士情绪也颇费心思。1953年初，他在给前线的慰问信里写道：“风雪再大，信号弹总会点亮。”短短十字，被许多连队列为夜训口号。有人评价，这种温热的文字，比一顿热饭更顶用。
同年五月，前线电台发来急件，彭德怀向中央建议再补充十五万新兵。周恩来批示完又亲自跑到天津港口，看海运补给船装载。随行人员劝他注意休息，他摆手笑道：“人家在炮火里，我在码头吹海风，算什么辛苦。”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美方代表克拉克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我职业生涯最沉重的一支笔。”外界目光大多对准前线指挥官彭德怀，却少有人知道，周恩来在京郊玉泉山军委作战室彻夜未眠，直到电报送到才合上笔记本。
战争结束后的总结会上，彭德怀讲了句实话：“彭德怀算是一把斧头，可是有人打磨，有人递上来，没有周总理，我这斧头砍不出这么大的口子。”台下掌声很长，周恩来只是轻轻点头，没再多说一句。
如今翻阅志愿军档案，几乎每一份后勤批件、每一次兵力轮换、每一场外交谈判，都能看到周恩来留下的笔迹。从督造冬装到亲自审核空军出动计划，他像一根细线，把政治、外交、军事与后勤串成整条绳索。彭德怀拎着这条绳索冲锋在前，而他的背后，是那个始终稳稳站在指挥座旁、从不抢镜的身影。
抗美援朝的胜利自然离不开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但若只记得枪炮声而忘记背后的筹算，就难以看清一场现代战争的全貌。彭德怀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周恩来却甘当幕后，默默拨动每一次关键决策的时针。这份沉静的力量，值得在史册里再写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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