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怀仁堂里正举行首次授衔仪式。杨得志站在序列里，肩章刚别好，还没走下台阶，耳边有人悄声说：“恭喜杨总长！”他只是点点头，目光却穿过华丽的天花板，像是回到井冈山的山风里。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肩章，而是那支火红的小旗——红一团。
时间一晃又过去三十一年。1986年9月，南方闷热得能把柏油地面烤出气泡。杨得志从北京飞到军区，下飞机时，工作人员递上薄风衣，他摆手：“车里别开空调，空气闷一点正好，到了老部队得穿礼服照相，衣服冷不下来，不出褶。”一句玩笑，把随行人员逗得直擦汗。
车开进山口，道路在松林间曲折起伏。刚拐过最后一个弯，营区灰瓦房出现在眼前。团长和政委早已列队等待，尤太忠司令员快步迎上：“总长，欢迎回娘家！”杨得志抬手敬礼，朗声回答：“老伙计，我确实是回娘家了。”
检阅仪式简单却庄重。杨得志换上那身深绿色的呢料军服，白手套扣得紧紧的。脚步落地有力，年轻士兵忍不住低声感叹：“老首长走得比我们还齐。”尤太忠压低声音回了一句：“这就是几十年打出来的底子。”
检阅结束后，他被请进团史室。墙上一排放大的黑白照片让他驻足。第一张正是1934年2月的三岬嶂战斗。那时，他刚满22岁，接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政委符竹庭。命令只有一句：抢占三岬嶂，死守。山雨夜行，战士们脚掌被乱石磨破也咬牙不吭声。熬到天亮，国民党军三个师压上来，先是一阵飞机轰炸，然后炮火倾盆。杨得志把三个营拉成三个楔形，牢牢钉在石头山上。从日出打到日落，敌人三次冲锋全部被掀回山腰。
聂荣臻事后写表彰，句子很短：一营之兵，拒敌一师，应当写进战史。简短，却掷地有声。照片下面的说明牌正是这段原文，新的团史员用红笔圈出“应当”二字，意思不言自明——这是祖宗辈定的标准，晚辈得守。
沿着展板往后，是1935年5月的大渡河。镶框照片里，一条木舟在激流中摇晃。杨得志指着水面：“那块黑影是礁石，船撞上去了，两个船工跳水，用背顶船底才脱险。”有人问：“当时火力怎么配？”他随手在玻璃柜上比划。“八二迫击炮三门放高地，重机枪两挺压渡口，特等射手护船头。第一批九人过河，落脚点偏左，第二批顺流取右。”语速不快，却足以让在场的青年军官明白什么叫成竹在胸。
有意思的是，十七勇士名单旁，还贴着一张泛黄的批条。那是杨得志写给炮兵连的指令：炮口抬高二度，延伸射击。字迹已经发淡，劲道却未减。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目光落在角落那束麦黄色的旌旗上：“这面旗，当年挂在我帐篷外，每次拔营我都亲手收。长征后旗杆丢了，旗却保住，算是奇迹。”团长忙回答：“旗杆早断了，旗面补过三次，现在请绣娘又扎了一层丝网，尽量留得久些。”杨得志听完，只轻轻嗯了一声，眼角却略显湿润。
短暂沉默后，他走向阅览桌，翻到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一页。魏巍在朝鲜前线采访后写下的文字，最早也是在红一团的熔炉里打底。杨得志记得，魏巍来部队报道的第一天，衣服破洞，他递过去一条皮带：“扎紧，战士不兴散漫。”如今再看，旧事仿佛仍在眼前。
下午三点，团礼堂座无虚席。原本准备好的讲稿被他压在桌角，没用。他抬头，对满屋年轻人说：“我没有指示，只想讲四个字——别丢人。”他解释，红一团从井冈山到三岬嶂，到大渡河，再到平型关、济南、朝鲜，靠的就是这四个字：打不烂、拖不垮、不丢人。全场安静，只有电扇转动的轻响。
讲完，他提笔写下：“大渡河水源远流长，红军精神代代相传。”落款“老一团长杨得志”。挥毫停顿，他忽而笑了：“我这算给自己写条回乡证。”
傍晚离营时，他仍坚持步行出山口。晚霞染红了松针，路边的塑胶跑道映着余晖。他忽然对随行参谋说：“这里的坡度不错，跑五公里正合适，给团里写个建议，多练山地负重。”参谋记下，抬头时，只见这位七十多岁的上将已经稳稳跨上斜坡。
车窗外群山退后，灯光在峡谷里一闪一闪。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摆手：“红一团还在，哪敢说累？”一句话，把一车人说得心里发热。
这一年的秋风很湿，但在官兵们的记忆里，却带着火药和松脂的味道——那是1934年、1935年留在石壁上的硝烟，也是1986年老团长脚步里传出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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