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白石于1933年出版的《白石诗草二集》里,有题为《答朱心佛中秋日赠葡萄》的两首绝句,其中一首写道:

木偶泥人似老翁,法源寺里感相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听观音寺里钟。

这里提到的法源寺和观音寺,以及另一座名为“石灯庵”的寺庙,都是齐白石“北漂”初期住过的地方。在1917年-1922年期间(其中1918年全年在湘潭老家),齐白石曾辗转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这三座寺庙内租房居住达33个月之久。齐白石为什么要住到庙里?住在庙里的这段时间,齐白石生活中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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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在法源寺所作画稿《法源寺僧海莲》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法源寺坐落于现北京市西城区南横西街以北、西砖胡同以西,是齐白石住过的三座寺庙中至今保存完好、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惟一一座。据《法源寺志》(法源寺原住持僧一诚主修),法源寺前身是始建于唐代早期的悯忠寺,其后几经损毁、重修、更名,于清雍正十一年改称“法源寺”,沿用至今。法源寺所在的宣南文化区是清代至民国早期文人聚集之地、会馆集中区域。法源寺距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仅500米,离湘潭会馆1.2公里,离湖广会馆1.5公里,步行到琉璃厂也在半小时以内。住在法源寺,对于本身为湖南湘潭籍、又以卖画刻印为生的齐白石而言,无疑是既有“地利”,又得“人和”。

齐白石1917年与1919年曾两度入住法源寺。1917年从农历六月底住到九月底,1919年从农历三月住到九月十三日(当年有闰七月),两次合计住了10个月有余。

早在1903年,齐白石就到过北京。1917年再来,算是“二入都门”了。据《白石老人自述》记载,齐白石因避家乡兵乱,于1917年农历五月来到北京,先是住在好友郭葆生家,“那里同住的,有一个无赖,专想骗葆生的钱,因我在旁,碍了他的手脚,就处处跟我为难。我想,对付小人,还是远而避之,不去惹他的好。遂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齐白石印草》收录有齐白石为杨潜庵刻的一方印章“视道如华”,边款交代了上述移居法源寺的缘由,并且点出他在法源寺所住的僧舍名叫“如意寮”。据《法源寺志》,“寺院最后院正北为藏经阁,……阁东左侧小院为吉祥寮,为如意寮;阁西右侧小院为福缘寮,为善庆寮。”可知“如意寮”位于法源寺最北头藏经阁的东边小院内,远离山门及庙内法事活动场所,其环境是十分幽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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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老人自述·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1917年这次入住法源寺后,齐白石结识了一批对他有重要帮助的人,其中就包括陈师曾。《白石老人自述》写道:“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陈师曾为齐白石题诗一首,其中有句“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齐白石明白,“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

前清封疆大吏、大诗人樊樊山是齐白石1903年就认识的老朋友,这时也在北京。齐白石将自己的诗稿带去请其品评,樊樊山认真批阅后写了一篇序文,大加称赏,并劝齐白石把诗稿付印。1928年齐白石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借山吟馆诗草》,就将樊樊山的序印在卷首。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一直在努力实现向文人身份的转型。诗集出版以及樊序的高度认可,对于这种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1917年农历九月底,齐白石听闻家乡乱事稍定,遂出京南归。第二年,家乡兵乱匪患更加严重,整整一年,齐白石吃尽了苦头。“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中记下了这次从湘潭到北京的行程:

己未正月廿四日出门,行七日始到长沙。……(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据。

这次到京,齐白石仍旧住在法源寺,只不过从如意寮换成了羯磨寮。据《法源寺志》,“羯磨寮在大悲坛左侧院内,廊下有一井,石盖。”从环境清幽方面来说,羯磨寮可能比如意寮略逊一筹。但是能独立使用三间房,明显比之前宽敞,还是物有所值的。

一下子拿出八块大洋租房,对于向来十分节俭的齐白石来说,可谓豪阔之举。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齐白石这一年在北京的收入,就会知道这其实对齐白石算不了什么。《己未日记》中多次记录了齐白石1919年在杨度处存款的情况。杨度与齐白石同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门下弟子,齐白石对其信任有加,故将钱款存放在杨度处,“约以周年八厘生息,随时可以取还。”截至当年农历六月六日,齐白石在法源寺住了仅仅三个月,就已经到杨度那里存下了1100元。农历九月十三日离京之前,齐白石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总数:“杨虎公(即杨度)处二千二百元,后去数笔无细数。”而据1929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所载《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当时在北京,一个四口之家的中产家庭,维持相当体面的生活水准,每年只需250元。

相对于丰厚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创作能力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对齐白石一生艺术成就至关重要的“衰年变法”,就正式开启于他住在法源寺的这段时间。“衰年变法”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止时间。实际上1917年陈师曾的题诗就已经触及了这个话题。到1919年齐白石“三过都门”,农历八月十九日他在友人处“获观黄慎真迹《桃园图》,又花卉册子八开”。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清康乾时期大画家黄慎(号瘿瓢子)的真迹,大为震动,以至于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直到1927年左右,齐白石借鉴黄慎、徐渭、石涛等前人和同时代的吴昌硕,“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并由花卉而人物、山水、禽鸟、水族、工虫等,对各个题材的画法,乃至篆刻的章法与刀法,加以全面改造,最终形成了在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齐派风格,他本人也因此实现了从普通乡下画师向世界艺术巨匠的惊人一跃。

将法源寺称为齐白石“梦开始的地方”,是毫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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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山门·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本文全文发表于北京晚报2023年5月22日第19-20版,原标题《齐白石三次寺庙生活》。此为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