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70后潮汕学者吴真女士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三联2025.7）,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人物，还不是传主郑振铎，而是1940年代上海滩潜身“贝公馆”（时为宪兵司令部所在地）的那位日本宪兵荻原大旭。这是一个既传奇又简直恶魔般的人物，同时还心思缜密，文化素养极高，于汉文化钻研也甚深。不开玩笑，仅从表面看，最适合他待的地方，似乎是大学文史讲坛，而非类似“76号”这样的魔窟。
可实际上，彼时沪上那些暗中抵抗的文化人，若不幸给捉进去之后，往往就由他来荻原审讯，拷问。盖“文化人”最懂文化人，“学问家”最能看透学问家那点“隐微”技术，驾轻就熟，洞若观火。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彼时“司令部”还负有另一重任，就是四处搜刮文物，举凡珍籍古玩古字画古玩之类，均在他们觊觎之类，这种活需要荻原大旭这类“行家”或“汉学家”为之把关、掌眼、筹谋。徐迟有一篇文章就写过，抗战兵兴之初，庞莱臣跑上海避难，大量财物带不走，日军司令部入驻庞宅，将其家藏价值数百万的古字画洗劫一空，走后还将周边那些公馆别墅豪宅一炬焚之了事，可唯独放过庞宅，就是因为一向为庞家收买名画的那些古董商里头，有“亲日”者，应该是从中疏通走了后门，家宅遂得以幸免于难。
我很早以前也看到过“荻原大旭”这个名字，是在杨绛的那篇《客气的日本人》。但确实走马观花，只残留了一个印象，至于其人来历，什么底细，从未去细究，不意多年以后在吴真此书里重逢。杨绛那篇文章，写于1988年，主要回忆一次惊险经历，那是1945“孤岛”期间某天，她曾被突然传唤到贝公馆，接受“非正式”问讯，而接待者就是这位荻原大旭。当日，杨绛为故作镇定，也好途中解闷，随身带去了一本《杜诗镜铨》，荻原大旭进门后还翻了翻，笑着说了一句，“杜甫的诗很好啊”，然后立马变调突击审问。好在钱杨都是极谨慎极胆小又善于明哲保身的纯粹学者，不会“拣容易走的路”出卖灵魂，但也不会主动“立乎岩墙之下”牵涉政治旋涡里去，大抵属于王任叔后来总结的“躲在小楼上从事著作却无意于实际斗争”的孤岛时代第二类知识分子，确实没犯什么事，不过是碰巧与人同名闹的乌龙，所以荻原问完几句就放她回家了，有惊无险，长舒一口气。
杨绛对此公印象很深刻，大概就是因为他工作在“魔窟”，却“很客气”，说话温文尔雅，甚至还深通中国旧诗，能够欣赏杜少陵，完全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作派与人设，这是与那地方有剧烈反差感的。虽然日后她与李健吾闲聊谈起此事，说到荻原，才明白自己的观感是多么片面。原来人家荻原是看人下菜的，“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大耳光”，直接下马威先把人整懵，动不动大刑伺候。他之所以对杨绛“客气”，自然事先已经侦查清楚，此番无非亲自确认一下。而从杨绛的亲历记来看，倒也能看出荻原手段的厉害，他是很多面的，绝非一味地粗暴，可说是真正的“人.兽.鬼”集合体。这种人才是最可怕的。当年日军负责审讯的宪兵里，似乎还有不少类似人物，很奇怪很复杂，时人时鬼时魔。更著名的例子，是名教授洪煨莲1941年12月在京也被逮进“宪兵司令部”那一次，负责审讯他的“太君”黑泽，官拜少尉，其实也是半个汉学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颇欣赏洪的骨气，非但没动刑，还客客气气请洪吸烟喝茶，两人聊天聊到深夜，谈学问，谈时政，都把可怖的牢房当国学教研室了。同时进去的其他教授就给整的很惨，彼时的燕大代理校长陆志韦牙齿差不多全被打掉。
但孤岛时期另外那些知识分子志士，就没那么好运了。他们一旦进去，碰上荻原大旭这种狠角色，还能活着出来都是命大。虽然吴真书中没有明说，但以时间点与关押地的线索，似乎也可以合理推测，当初许广平给逮进去以后，让她吃尽苦头的审问者应该就是荻原。尽管不过是“外围”，且是柔弱女性，还是知识女性，还是与日素有渊源的文坛巨匠鲁迅的遗孀，还是那时北平日伪高官周作人的弟媳，由于证据比较确凿，人家就一点不会“怜香惜玉”了，许广平经多方势力疏通营救出来后，全身麻痹，大小便失禁，头发都花白了，可说耗掉了半条命。李健吾、柯灵他们进去时，更可以明确审讯、用刑之人就是荻原。他们时隔多年以后，一听到荻原这个名字，都“手不由自主就颤抖”。李健吾是被拉进去后，直接“灌水”：先让他吃奶油蛋糕，吃不下硬塞，然后打开自来水，对准他嘴巴直灌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如此反反复复折腾，柯灵可待遇好点，张爱玲出面请动了“前夫哥”，少受了很多皮肉之苦，只是“上了老虎凳”。而实际上，无论许广平还是李健吾还是柯灵，他们都只是一介布衣，是良知未泯的文弱知识分子，无非写写文章出出书组组局表达不满而已，至多就是间接帮帮忙，本无需日方这么大动干戈，还如此残酷对待。
扯了一通，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还是说最重点：读《暗斗》，我之所以对荻原大旭这位宪兵印象最为深刻，绝不仅仅在于他的凶残狞恶，更在于他的另一重身份，以及那种怪异突兀难以消化难以理解的行事风格。实际上，这位当年在上海滩贝公馆专门负责审问文化界人士的日本军曹，入伍前还是个和尚，是京都净土宗知恩院的知名僧人，此前曾发表过一些仏学论文，俗一点来说，或许还可称之为“有道高僧”，至少是一个极有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汉学家。另外，他的长相与气质似乎也很过得去，李健吾回忆说他“容貌清癯，尊严冷静如一尊石像”，形象完全与宪兵不符，所以愈发衬托得他“如地狱放出的一个魔鬼，把人性和脆弱永远关在皮肉之外”，愈发让人不寒而栗。在柯灵回忆中，荻原审问他时，甚至手不释卷，层层威逼利诱。
而且，荻原这人由于读书多，思辨能力强，心思缜密细腻，最擅长“攻心战术”，文本阅读能力极强，总能从“被捕人的笔记日记、文学作品的细微处找出物证”。柯灵只是隐晦地写过一首旧诗，荻原居然从诗注的极有限信息中解析出他与延安的关系，让老柯猝不及防。而荻原最让李健吾崩溃的一点，就在于“他的推敲入微有时候超过我的分析的头脑，过后才明白他是有意在愚弄我，试探我”。在李健吾眼中，荻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个“绍兴师爷似的人物，完全是一个冷血动物，两眼闪闪发光，活像一条对着青蛙的长蛇，不动，以一种内在的吸力摄取着囚犯的心灵”。而且，他这么一个有成就的修行僧人，颇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身处如此魔窟，干着如此残暴工作，却一点都不厌烦，乃至“把这种职业看做一种愉快的任务”，反倒是其他无知无识宪兵多只视为一种无聊工作。
当日李健吾所看到的荻原大旭，从不叹气，不牢骚，甚至偶尔还会以“平静的口吻”与他搭腔，闲聊一些世界上的局势，但永远都是一副“喜怒莫测的出世的音容”。很显然，以李健吾之见多识广，博学多通，了知中西文学典籍中的形形色色，可依然无法理解荻原大旭这样一种人，如此亦人亦魔亦鬼的人物，已经完全在他的概念之外，几乎是理性无法设想到的异物，所以他要说荻原“不属于人世”。那他到底属于哪里呢，李健吾想不出来，我自然也不可能有答案——只是看完吴真此书后，似乎再也无法如过去读杨绛那般，将其抛之脑后了。或许，要是汉娜.阿伦特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亦或能看到吴女士这本书，指不定又得奋笔疾书出另一部名作来。
2016.1.16,晚饭后乱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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