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知堂这杯茶|周作人|文学|文震亨|晚明|知堂

人生如茶，尤其是知堂这杯茶。

知堂早年，原是另一番气象。

光绪十年，他生于绍兴，与兄长共读旧书，同赴东瀛。那时节，兄弟俩的灯是并在一处的。东京小石川的寓所里，他们译《域外小说集》，谈波兰、匈牙利的被压迫文学，心里揣着一团火——要为这昏睡的古国，寻一剂醒世的药方。他写《人的文学》，洋洋洒洒，说要“辟人荒”，要发现“女人与小儿的发现”。那文字是锋利的，带着新破开竹子的清气与锐气。谁曾想，这锋刃后来竟慢慢收进了鞘里，隐入茶烟，化作案头一件摆设。

转变或是从回北平任教开始的。

民国六年，他走进北大红楼，讲希腊文学，讲欧洲近代文章。讲堂下坐着俞平伯、废名、冯至，后来都成了他的知音。也正是在这时，他开始频频回望晚明。公安三袁，竟陵钟谭，张岱的《梦忆》，文震亨的《长物志》……那些在末世里将生活琢磨成艺术的灵魂，仿佛隔着三百年，与他遥遥地打着暗语。

他写《北京的茶食》，写《故乡的野菜》，笔调渐渐变了。不再是振臂一呼的激昂，而是絮絮的，缓缓的，像老友灯下闲谈。他说茶食“总不及南方来的细腻”，说野菜的滋味里“有一种旧时的清香”。这哪里是谈吃食？分明是在乱世的喧嚣外，为自己，也为同好者，辟一座可以安顿心灵的园子。晚明世子于国破家亡之际，寄情园林、癖好骨董，是无可奈何的沉溺；他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是迎头赶上，而是转向草木虫鱼、苦茶古书，是清醒还是糊涂？

民国二十年前后，左翼文学风起云涌，文坛高呼“革命”“呐喊”。他却静静地编起《明清笑话集》，校起《陶庵梦忆》，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将新文学的血脉，接续到晚明公安竟陵的“性灵”上去。他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

这话惹恼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兄长。鲁迅写杂文批评“京派”的“闲适”，说那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他不直接辩驳，只在那篇著名的《老人的胡闹》里，含沙射影地讽刺有些人“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兄弟二人，终于走到了灯火阑珊处，背对着背，各执一盏孤灯。

我总觉得，知堂的“无用论”与“闲适说”，内里藏着一股倔强的悲凉。当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狂奔时，他偏要停下来，说：等等，看看路边的荠菜开花了。这不是逃避，而是对单一价值、狂热潮流的一种沉默抵抗。他相信，真正的文明，不仅存在于慷慨悲歌里，也存在于一饮一啄的体面中，存在于对美与趣味的持守里。这持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近乎一种奢侈的、脆弱的英雄主义。

当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这杯茶便彻底凉了。

文人学者纷纷南下，如惊弓之鸟。他选择“苦住”。理由听来实际：“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后人于此多有诟病，说他糊涂，说他怯懦。或许都有。但更深处，是否还有一种对时局的悲观判断，与对自身文化信念的奇异执着？他大约以为，文化可以超越政权更迭，文人可以如蒲草，在洪流中弯曲而不折。

他错了。接下来的路，是一步错，步步错。从出席敌寇的“座谈会”，到接受伪职，出任“教育督办”，那袭原本清寂的长衫，终被泼上了洗不净的污墨。郑振铎曾劝他南下，他淡然回绝；胡适从伦敦寄诗催促，他亦无动于衷。这时的“冲淡”，已变了味道，成了某种让人扼腕的、知识分子的天真，或曰怯懦。

然而，就在这身败名裂的时期，他的书斋生活竟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如常”。《药堂语录》《秉烛谈》《书房一角》，一部部集子相继问世。他埋头于故纸，谈笔记，论俳句，考民俗，抄古书到了“无抄不成文”的地步。外界的枪炮、生死、大义，仿佛都被那厚厚的书墙隔绝了。这是极致的逃避，还是极致的坚守？或许，对他而言，只有沉浸在那些永恒的文化碎片里，才能暂时忘却置身其中的、溃烂的现实。那书斋，成了他最后的、摇摇欲坠的方舟。

抗战胜利，他锒铛入狱。三年半的牢狱之后，他回到换了天地的北平。

生计无着，名声扫地。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开始为上海的小报写五六百字的“夜报小品”，换一点微薄的稿费。文字奇迹般地，又回到了早期的朴素与亲切，谈东谈西，从容不迫。仿佛那些惊心动魄的变迁、那些不堪回首的选择，都未曾发生。这是一种惊人的修复能力，还是文化人面对生存压力时本能的收缩？

真正的救赎，是翻译。当组织上安排他“给公家译书”，每月预支稿费，他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从此，每日伏案十小时以上，将全部的生命力，灌注到古希腊的神话、日本的物语、俄罗斯的民间故事中去。《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古事记》、《平家物语》……一部部匿名译作悄然问世。那不再是“闲适”，那是苦役，是以衰老之躯，进行的一场沉默的文化赎罪与传承。

文洁若先生回忆，八旬的周作人“耳聪目明，头脑清楚，反应敏捷”。我仿佛看见，在八道湾那间愈发萧瑟的书房里，一个清瘦的老人，就着昏暗的灯光，与两千年前的卢奇安（路吉阿诺斯）对话。窗外是口号震天的1960年代，窗内是寂静的、属于荷马与苏格拉底的世界。他终于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或者说，一座连通着古老文明彼岸的、小小的桥。

1965年春，他译完《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日记里写道：“我的一生快到头了。”语气平静，如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两年后，文革风暴席卷，他被红卫兵从家中拖出，折磨，囚禁于破棚。1967年5月6日，趴在冰冷的铺板上，悄无声息地去了。

据说，临终前每日仅以玉米糊充饥。

他这一生，像极了他推崇的茶，初品冲淡平和，细品却百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