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边续琐：读钱锺书札记》，王培军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抚剑犹思一吷，曲肱不作三嘘。晚步无黑白卫，日札有短长书。
时复东涂西抹，从教北调南腔。自比山前煨芋，人言海上搬姜。
著书如五杂组，为人近七不堪。何必草玄准易，政须雪北香南。
——自题《钱边续琐》
这一册小书，如十年前的那本《钱边缀琐》一样，是近十年中所写的“读钱锺书札记”。“札记”的“札”字，本义是小木片，“札记”也就是“随笔记录”。经学上“毛传郑笺”的“笺”，其本义也不过是“表识书”，《四库提要》说“如今人之签记”，亦即夹于书中的签条，换言之，也还是“札记”。钱先生所引过的叶润臣《桥西杂记》中，有一条说：
姜西溟编修宸英尝著《湛园札记》，阎百诗徵君乙之，改“札记”为“劄记”。劄子古人用以奏事，注疏家未尝及之。“劄”字不见于《说文》，《说文》：“札，牒也。”又：“牒，札也。”互相为训。古时简札用木为之。《释名·释书契》：“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然则后人随笔记录，当用“札”为是。阎徵君以“劄记”名书，并欲乙改《湛园札记》，过矣。劄，《广韵》：“以针刺也。”用以奏事，唐以后书始见之。
《容安馆札记》每卷的卷首处，皆写作“札”，而决不作“劄”，其意中必据此。这可见钱先生的一字不苟。
王培军著《钱边缀琐》
“读钱锺书札记”的“读”字，也值得一说。《说文解字》：“读，籀书也。”被誉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的段玉裁注云：“《庸风》传曰：‘读，抽也。’《方言》曰：‘抽，读也。’盖籀、抽古通用。《史记》：‘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字亦作紬。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大（按大即太字）史公作《史记》，曰‘余读高祖侯功臣’，曰‘大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大史公读秦楚之际’，曰‘余读谍记’，曰‘大史公读春秋历谱谍’，曰‘大史公读《秦记》’，皆谓紬绎其事以作表也。汉儒注经，断其章句为读，拟其音曰读，易其字以释其义曰读，人所诵习曰读，讽诵亦为读。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止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自以诵书改籀书，而读书者尟矣。”“读”字的多义有如此。所以古人以“读”字名其书的，更仆难数。其中大学者的名著，如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王念孙《读书杂志》等，也都是直接用了“读”字。我的小书，当然没有攀比古人的意思，但是用“读”字，却也是“有来历”、不是漫不经心的。
也许有人要说，“读”一定是读书，而“读”字后接一人名，在语法上便不通了。其实这也是胡绩溪式的发难，胡适每喜指责：中国古人的文字，大多是没有做通的。他不知那只是随文省略而已。胡适不过是奉《马氏文通》为“通”的，而不知道《马氏文通》的“不通”。“读钱锺书”当然就是“读钱锺书的书”，这就好比《读杜心解》《读欧记疑》《读朱随笔》《读杜韩笔记》，当然是指读杜甫的诗、读欧阳修的文、读《朱子大全集》和读韩昌黎集了。这都是用不着起疑的。
钱锺书
钱先生是从古以来最博学的大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就仿佛司马迁的《太史公书》、郑玄的经学、郦道元的《水经注》、玄奘法师的佛经翻译、杜甫的诗、朱子的《大全集》，以及杨升庵、钱牧斋、顾亭林等的著作集，包罗万有，体大思精。不过，最博学的大学者，往往也是被批评、被驳订得最多的人。顾炎武的《日知录》，是有清一代的学者如阎若璩、钱大昕等人所最喜绳愆纠谬的书；升庵的《丹铅录》，也引来了好事博览的陈耀文著《正杨》、胡应麟著《丹铅新录》，作大规模的攻驳；钱牧斋的《列朝诗集》，则有“于书无所不窥”的吴乔的《正钱录》，为其“吹毛求疵”（陈寅恪语）；有七百年的学术大权威的朱子，也被逞其博辩的毛西河，作为靶子，做了一部《四书改错》，此外还有极深沉严毅的戴东原，蹑足在后，等着要取代他；遍注群经的郑玄，后来就有司马昭的丈人、也怀抱大野心的王肃，著书数十百卷，刻意与之作对；至于那位太史公，他的那部伟大的通史，也不知遭了多少后来的史家、学人的唇吻雌黄。只有班彪说的那几句，算得上“了解之同情”：“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见《后汉书·班彪传》）同样的，钱先生的著作中，也正因为繁征博引，淹贯中西学问，茧丝牛毛，所以错误不免。不过，所有批评和驳订，于学问之事都是有裨益的。而且钱先生本人，反对学问上的“佞臣”，《管锥编》中不是说：“《诗经》以下，凡文章巨子如李、杜、韩、柳、苏、陆、汤显祖、曹雪芹等，各有大小‘佞臣’百十辈，尊玞如璧，见肿谓肥。不独谈艺为尔，论学亦有之。”所以对于钱先生的著作，我们尽可批评和订补，这并不损害其学问的伟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写的札记，有时补钱先生之所不及，用意不过如此。这是必须向读者说明的。
（本文为《钱边续琐：读钱锺书札记》自序，澎湃新闻经授权转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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