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5日上午，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走廊里挤满了旁听者，他们好奇地打量着站在被告席上的杜海山——一位佩戴一级战功章的现役军官。勋章在灯光下闪着冷色，气氛却异常压抑。
李卫平起诉丈夫“长期不尽抚养义务”并怀疑他在外另有情人，理由只有一个：婚后三年，家里每月只收到六元钱。她的母亲低声劝她息事宁人，可李卫平已决定把委屈摆到阳光下。
庭审开始，书记员通读起诉状，字字句句像细针扎入杜海山的耳膜。他始终低头，双手紧握椅背。主审法官问他“是否认可指控”，他抬眼，却难以启齿。
“被告再不陈述，法院将依照缺席辩护程序裁定。”法槌轻叩，木声短促。杜海山终于开口：“不是我不寄钱，而是……我还有11个家要养。”声音并不大，却如炸雷般让旁听席一片哗然。
时间倒回到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战谅山前沿阵地。年仅25岁的尖刀班副班长杜海山带11名战友在地图上画了红圈，那里是敌碉堡群核心，必须连夜拔除。班长擦完最后一把刺刀，轻声说：“谁活下来，给牺牲者的父母尽孝。”没人反对，这种约定在前线并不罕见。
出发不到三百米，两颗防步兵地雷炸翻夜色，魏勇和赵德新瞬间牺牲。紧接着，越军机关枪封锁通道。为了压制火力，杜海山用40火箭筒侧突，一发命中暗堡，但自己肩胛骨被弹片划开口子。
夜里气温下降到十度以下，硝烟像湿雾贴在皮肤。三名战友反复掩护，倒在灌木丛中；爆破手周青抱着二十公斤炸药包冲到碉堡外层，拉弦后倒地，整座外墙被掀起沙尘。杜海山和剩下的两人趁着残火扑进去，展开贴身肉搏。
最后五十米距离成为死亡走廊。何立国替杜海山挡下三发子弹，倒地前还喃喃一句：“班副，冲！”又一声巨响，碉堡顶部成蜂窝状。杜海山的左腿被弹片撕裂，他拖着伤腿爬上墙体，把仅余的炸药塞进通风口，随后失去意识。
三天后醒来，他已在野战医院。军医告诉他：全班十二人，仅他一人生还，且左腿永久残疾，体内无法取出的金属碎片足有三块。那一刻，昔日约定如千斤重石压在心口，他点头：“剩下的路，我替兄弟们走。”
1980年，杜海山被授予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称号，随后保送军事学院。学员队里，他遇见温和却爽快的李卫平，两人于1981年1月登记。婚后不久他再赴边境，轮训、侦察、防御工事评估，岗位频繁变动。
每月津贴四十余元，杜海山在邮局窗口把它平均分成十二份，用信封寄往十二个陌生的地址：河北邯郸、安徽阜阳、吉林梅河口……邮局老职工记得他一张一张贴邮票，手背汗水把胶面都弄湿。
“为什么不给我一点解释？”李卫平多次写信问。杜海山回信里只写“部队任务紧”，其他只字未提。她怀疑丈夫变心，忍无可忍时便起诉。
庭上得知真情，李卫平泣不成声，她抓住丈夫的手：“咱们一起完成这个承诺。”随后撤回诉状。自此，两人工资合计近百元，依旧拆成十二份，他们在账本上替牺牲者父母记下医药费和冬衣支出。
1989年，《人民军队报》报道此事，地方企事业单位、退伍军人和学生共捐出八十七万元。杜海山谢绝个人受领，提笔写信给省青少年基金会，希望全部转给希望工程。
1997年，他从部队离休，主动加入市优抚站志愿团，专门联系那些因为工伤、疾病陷入困境的退役士兵家庭。多年间，他跑遍大别山和湘西苗岭，把社会募集的款物送到伤病号手中。
一次访谈里，有人问他后悔吗？他笑得很淡：“当年如果我倒下，别人也会这么做。”短短一句，又像一次敬礼。
如今，十二个家庭的老人大多已故，孩子们各自成家。每逢春节，他们仍按军中惯例给杜海山寄一张感谢卡，左上角保留那句熟悉的祝福：战友未归，兄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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