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30日傍晚，负责国庆筹备的工作人员把巨幅画像从故宫里小心抬出，几位老兵在宫墙脚下小声感叹：“一年时间真快，又该给城楼换新画了。”一幅画像挂起、一幅收回，看似简单，却牵动着国家记忆的经脉。许多人只记得毛泽东那张永久伫立的面孔，却不晓得城楼上先后出现过十二个人，且身份、时代、目的各不相同。
先说最熟悉的那一幅。1949年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城内还飘着残雪。北京军管会决定在正阳门—也就是天安门—悬挂毛泽东画像表达民众敬仰。画像挂好后，毛泽东在香山向身边人提醒，北平能依靠谈判收回，靠的是无数人的努力，“不该只挂我一人”。他的建议很快落实：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等七位领导人像在同年春天陆续上墙，那是一排八幅并列的景象，城楼前的石狮似乎也肃然起敬。
紧接着来到7月7日。七七事变十二周年纪念日，北京城举行大游行。为了突显抗战八年里朱德总司令的统帅地位，朱德画像与毛泽东并列置于中轴正中。这种并肩出现的画面后来经常出现在军区指挥部，说明朱德在党内与军中的分量。1967年，王国栋绘制的第八版毛泽东标准像完成，尺寸换成了6米长、4.6米宽，自此固定为国庆前定期更换的新画稿，沿用至今。
把时间往前倒回十多年，城楼第一次出现政治人物的巨大画像主角是袁世凯。1912年3月，他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为了在北方显示权威，民国政府在天安门挂上袁的照片版画，既宣传“共和新政”，也隐含北洋系对北京政局的控制。关于拆除时间，史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16年袁死后即被取下；另一种认为一直留下到1928年张作霖败退才被李宗仁命人摘除。后者因档案照片较多，今天学界接受度更高。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四年后灵柩南运，中山陵落成。1929年5月26日移灵队伍从石景山驶出东直门，为了向国父告别，北京市民政府将孙中山遗像挂在天安门中央，仅此一次却极为庄重。新中国成立以后，每逢“五一”“十一”，孙中山画像偶尔再次出现，以示“革命先行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脉相承。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孙中山画像就与朱德像并排立于东侧，引来无数掌声。
最“高调”上城楼却最仓促下城楼的，当属蒋介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在北平举办庆祝典礼，蒋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天安门，旁边配有他亲笔“天下为公”。蒋介石夫妇还站在画像下向市民讲话，试图强化“抗战领袖”的定位。可惜三年内战覆灭这一切。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画像被北京学生在请愿游行时撕下。不到一年，蒋氏本人也退守海峡彼端，再无机会踏上天安门城楼。
十二人名单里还有位外国人—约瑟夫·斯大林。1953年3月5日深夜他逝世，两天后北京降半旗志哀。3月9日下午，首都党政军在怀仁堂举行追悼会，出于国际礼仪与对苏联援华的致意，斯大林画像被挂在城楼正中央，时间只有短短一天。会后画作即被收回，成为档案馆里的珍品。那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了超过三十万人，很多老兵说自己第一次意识到世界格局与中国命运的紧紧相连。
算上以上人物，城楼共出现了十二张面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林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斯大林。其中毛泽东画像悬挂最久，1949年至今已逾七十五年；斯大林最短，仅有一天；袁世凯最早，1912年起步；孙中山则兼具前朝与今朝的双重象征性。
有意思的是，城楼选取画像的标准从未正式公布，却在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了一套“政治象征学”：和平解放必须纪念集体努力，重大节庆需要对先行者致敬，国际援助值得以礼相待。有时拆换之间，就是政权更迭、生死存亡。试想一下，假如没有那面高高的城墙，许多人物对共和国的影响恐怕就不会被后人直观感知。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画像至今仍由北京市美术公司绘制，每年国庆前检修一次，所有旧画必须按规定销毁，避免流入市场。画稿沿用的是1967年定稿的侧光效果，采用防雨布与耐晒涂料，正常情况下能保持一年色泽。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的标准像同样被妥善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偶尔展出。这样严谨的程序让城楼不单是建筑，更是一部立体的近现代中国人物志。
从袁世凯到斯大林，跨度四十多年；从北洋到共和国，换了四种政体。十二幅画像不只是个人荣辱的纪念，更像时代的缩影。有人从此在广场上留下永恒面孔，有人只借一天留痕。城楼静默，画像更迭，映照出中国在风雨激荡中的抉择与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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