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那时候很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野战军老首长，也就是这个级别。
这事儿要在当时传开了，估计得炸锅。
如果不把档案袋打开，你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47岁就拔光满嘴牙齿的瘦弱女人，能值这个价。
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54年。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陈菊梅被公派去苏联莫斯科留学。
那阵子留苏可是个肥差，大家都知道苏联轻工业虽然一般，但比起当时的国内那是强太多了。
不少人回国的时候，行李箱里塞的都是呢子大衣、高级相机，甚至还有带电烤箱的。
这也不怪大家，毕竟谁不想改善下生活呢。
可陈菊梅这人，脑回路跟别人不一样。
三年后她回国，过海关的时候把检查员都整不会了。
几个大皮箱死沉死沉的，打开一看，好家伙，全是书。
为了买这些在那时候看来“不能吃不能穿”的废纸，她把攒下的生活费全造光了。
当时她刚跟老公陈国仕扯了证，俩人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办，甚至连几斤喜糖都没舍得买，就这么两手空空只带着满脑子的知识回了北京。
在她的算盘里，带回一张能救命的图纸，比带回一箱子金银首饰要划算一万倍。
这种“书呆子”劲头，很快就遇上了真正的战场。
到了60年代，部队里出大事了。
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肝炎，开始在军营里疯狂收割。
这玩意儿比枪炮还阴损，战士们一旦染上，别说打仗了，连站军姿都费劲，成建制的连队直接趴窝。
对于军队来说，这叫“非战斗减员”，说白了就是还没见到敌人，自己人先倒了一半。
这事儿急的上面的首长直拍桌子。
作为302医院的头号“大拿”，陈菊梅没有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指挥。
她干了一件特别“虎”的事儿：带着医疗队直接扎进了疫区，跟病人同吃同住。
那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防护服啊，她为了搞清楚病毒的传播逻辑，连续40多个小时守在重症病房里盯着数据。
结果呢，人不是铁打的。
过度劳累加上高浓度的病毒环境，她的身体崩了。
先是扁桃体严重化脓，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切了；接着阑尾又出了问题，疼得直不起腰，为了能早点回实验室，又切了。
最狠的是47岁那年，因为长期服用药物和感染并发症，她的牙齿开始大把大把地掉。
吃饭成了最大的麻烦，嚼个馒头都得半天。
这要是搁一般人早崩溃了，可陈菊梅觉得这太浪费时间，直接让医生把剩下的好牙坏牙全拔了，换了一口全口假牙。
你敢信？
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医生，为了能省出吃饭那点时间去搞科研，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无齿之徒”。
后来有人问她疼不疼，她还乐呵呵地说：“这下好了，刷假牙比刷真牙快多了，省事儿。”
这种近乎自虐的拼命法，换回来的成果是惊人的。
70年代末，她硬是搞出了国内第一款抗肝纤维化的新药。
这药一出来，直接把肝硬化的死亡率给干下来30%多。
那可是成千上万条人命啊！
紧接着，她又一口气弄出了十多套传染病治疗方案，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水平直接拽到了国际一线。
以前那是“谈肝色变”，后来只要提到302医院陈菊梅，大家心里就有底了。
当军委首长看到这些实打实的数据，看到那个为了保住战士们的肝脏而切掉自己三个器官的女医生时，那个“上将级待遇”的批复，签得是一点都没犹豫。
杀敌的叫猛将，救人的叫菩萨，但在部队这本账里，能把几万兵力从病床上拉回战场的，那就是帅才。
你以为这就完了？
这老太太的“硬核”还在后头呢。
时间来到2003年，非典SARS突袭北京。
那时候全北京都乱成一锅粥了，谁也没见过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病毒。
这时候的陈菊梅，已经78岁了，早就到了该在家里养花遛鸟的年纪。
结果电话一响，她二话没说就去了地坛医院的抗疫指挥部。
当时周围全是全副武装的年轻人，看着这位满头白发、走路都得慢着点的老太太，大家都劝她：“您老就在后方歇着吧，这是年轻人的战场。”
陈菊梅当时就急了，挥着手说了一句特提气的话：“我是搞了一辈子传染病的，现在就是打仗！
你们年轻人往前冲，我给你们断后！”
所谓的断后，就是负责最难搞的诊疗方案制定。
在那两个月里，她带着专家组熬更守夜，把方案修改了五版。
每一版方案的背后，都是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时间。
直到2015年，这位跟病毒死磕了一辈子的“拼命三娘”才正式退休，那年她都90岁了。
2021年11月，陈菊梅走了，享年96岁。
她在那个世界，应该不用再戴那副用了几十年的假牙了吧。
参考资料：
王君平，《陈菊梅：守护官兵健康的“慢牛”》，人民日报，2012年。
洪建国、黄显斌，《传染病学专家陈菊梅》，解放军报，2008年。
CCTV-7军事纪实，《军旅人生：陈菊梅》，2015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