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4日的夜色笼住黄浦江,外白渡桥灯火摇曳,江风吹来潮湿咸味。就在这座刚刚回到人民怀抱不足三个月的城市里,一份判决书从上海市公安局悄然发出,它的落款人是首任局长李士英,最后一句话唰然醒目——“立即枪决”。
回到数月前的5月27日,解放军进入上海。李士英受华东局社会部指派,从丹阳率一千余名公安干警赶来接管旧警察局。彼时街面仍散落着未爆炮弹、银行账簿七零八落,然而最棘手的,却是旧警风气与侨民特权交织出的桀骜情绪。7月6日百万市民上街庆祝解放,美国副领事欧立夫驾驶03—6235号轿车闯入游行队伍,拒不停车。交通警上前拦阻,他竟挥拳辱骂。电话打到局长办公室,李士英只抛下一句:“先铐起来。”短短六字,击碎外国人在租界时代积累的傲慢。当晚,《解放日报》登出拘留决定与道歉书,上海茶馆里啧啧称奇:这下再没人敢把“治外法权”当护身符了。
同一阶段,另一桩更隐蔽的事件正在酝酿。6月8日,榆林分局军代表欧震协同公安部办案,搜查原国民党空军电台台长毕晓辉住宅,缴获数支步枪。毕已逃台,家中只剩妻朱氏与妾艳红。25岁的欧震见到朱氏时,心神恍惚,这个原本受纪律约束的年轻干部,被美色与财物击中了软肋。当夜,他再次潜回毕宅。“你丈夫的事还没结案。”欧震一句模糊威胁,换来4块银元与含泪的依从。自此,他暗中霸占朱氏,在偏僻弄堂租下楼屋,对外谎称“未婚妻”。
7月下旬,一块银元暴露了隐秘。榆林分局干部老刘无意间看见欧震在办公室把玩银元,心生疑窦:实行供给制的公安人员哪来私有贵金属?他将疑点汇报分局长刘永祥。调查组暗中跟踪,很快在弄堂内人赃俱获,缴回毕晓辉留下的金饰与大洋若干。面对讯问,朱氏泪流不止,指认欧震“以案谋私,胁迫奸淫”。材料上报市局。刘永祥顾虑政治影响,试探道:“欧震是随军南下的干部,动静闹大,会不会……”李士英截住话头:“先有黄克功的前车之鉴,再小的队伍也容不得蛀虫。”
令人意外的是,进一步审查揭开欧震的完整履历。1924年出生的他,16岁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后为台州保安队分队长。抗战末期,他调任上海南汇警察局。淮海战役失败后被我军俘虏,经教育释放,又隐瞒旧履历考入济南军官学校。南下途中,他借机会混入公安队伍。档案堆里这些线索像拼图一样拼成结论:这是一个根基不清、立场不稳的投机者。
“国民党正是让腐败吞噬掉江山,我们绝不能软手。”李士英在处理意见上落笔。报告交到淞沪警备司令宋时轮处,宋批:“执行枪决。”陈毅市长阅后同意。8月14日清晨,欧震被押往浦东江滩。行刑前,他低声嘟囔:“早知如此……”话没说完,枪声划破晨雾。
当天傍晚,《解放日报》头版发稿,标题只有八个字:“公安干警欧震伏法。”街头小报摊一售即空,弄堂口、码头边,议论声汇成潮。老警员们私下嘀咕:“这回是真不一样,以往谁见过自己人说办就办?”恐惧也好,敬畏也罢,收效立竿见影——随后两周,近百名留用旧警自行上交私藏金票与手枪,主动写下自查报告。
李士英没有停步。他很清楚,依赖一次震慑远远不够。9月,他主持起草《警员十项守则》,其中几条得到基层民警共识:进入舞厅执勤不可抽商家香烟;查铺不得白看戏;不得接受任何花捧红包。有人回忆守则公布当晚,一家舞厅老板抬来三十两黄金干股,想换取延时营业,被治安处长一句“别害我兄弟”挡回。老板面色刷白,连说三声“得罪了”灰溜溜撤走。
整顿历时三个月,全市摸排出400余名利用职务便利牟利或历史污点未清者,全部清退。至1949年底,上海刑事发案率降至解放前的三分之一,舞女索贿、巡警勒卡风气基本绝迹,英国《泰晤士报》甚至惊讶写道:“上海治安水平的恢复超出预期。”
李士英在上海的任期只有九个月。1950年3月,他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可无论他后来走到哪里,“欧震案”始终被视作新政权立纪肃贪的标志性节点。多年后,有记者问起当年决断是否犹豫,李士英回答:“纪律若只停在口头,等于废纸。枪响一点,心就敲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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