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2日深夜，上海霞飞路电灯昏黄，三辆挂着军统牌照的吉普车急停在一栋旧式洋房前，十几名便衣推门而入，几分钟后便押出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陆久之。街角的雨棚下，有人低声嘀咕：“那可是少将哎，怎么被铐走了？”没人回答，这一夜注定不平静。

陆久之身份特殊。表面看，他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商界名流，早稻田大学毕业；暗地里，他刚把面向日本战俘的《改造日报》做得风生水起，与左翼作家频繁互动。纸面文章触及“反军国主义”“民族和解”，在高层眼里有些刺眼。于是，中统特务决定先下手为强。

当晚抓捕指令来自南京，理由冠冕堂皇：涉嫌“宣传赤化”。真正让特务兴奋的，是能顺便敲打背后的汤恩伯。汤恩伯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正筹划江防布置，他与陆久之交情深厚，开设《改造日报》也是他点头放行。抓人，无异于打汤的脸。

拘押地选在陈果夫的旧别墅，外人难以靠近。第二天上午，南京听到风声。陈洁如与蒋瑶光母女慌忙打电话求助，“只有老先生能救他。”电话另一端沉默良久，蒋介石吐出一句：“我来处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在私人场合用“女婿”二字替陆久之撑腰。

特务头子张道藩得到指示，立刻放软姿态，却仍不敢轻易放人，生怕背黑锅。蒋介石干脆飞抵上海。机场短暂会面中，他语速极快：“人是我的，别再动他。”张道藩赶忙唯唯诺诺。当天傍晚，陆久之被送回家，还带着没解开的手铐印。

陆久之被捕，看似偶然，追根究底，与他复杂的个人轨迹有关。江苏常州望族出身，父亲陆翰当过辰州知府、孙传芳的军法处长，家族光环耀眼。少年陆久之却讨厌官场，十八岁跑去上海宝承纱厂当工人，为的是“摸一摸底层的脉搏”。1926年，他被周恩来吸收为上海地下总工会联络员，从此游走在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一面是镁光灯下的国府少将，一面是暗线里的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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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长期潜伏，他的私生活拖到四十出头才定下来。1945年冬，汤恩伯秘书长夫人周安琪牵线，让他结识蒋瑶光。蒋瑶光是陈洁如收养的女儿，曾有一段被日本间谍抛弃的婚姻，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窘迫。陆久之不介意年龄差和负担，两人迅速确立关系。陈洁如见女婿温文尔雅，干脆把蒋介石当年佩戴的金表作为聘礼。婚后，陆久之因此多了一顶“蒋家女婿”的帽子，外界既羡又疑。

“别把我和他混为一谈。”多年以后，陆久之回忆婚事时，总这样提醒采访者。事实上，他未曾利用这层关系谋过一寸私利——筹办《改造日报》向汤恩伯报备，资金也来自缴获日俘财物。他自信内容堂堂正正，没想到触怒中统。

1947年春，《改造日报》举办“反战座谈”，郭沫若、茅盾先后发言；版面上印着“和平、民主、团结”八个大字。中统情报员在简报里重重画了红线。半年后上层批示：“立即查封，主事者严惩。”于是便有了前文的深夜抓捕。

蒋介石将人保出，表面息事宁人，实则让汤恩伯狠狠挨了顿批。汤恩伯恼羞成怒，派人对陆久之下逐客令：“报馆关，你也该走了。”陆久之拱手告辞，借机淡出公众视线。可他并未闲着，利用与日本海军旧识之便，设法弄到大批蜡烛、布匹、医药，偷运至华东解放区。上海滩行商多嘴杂，却没人敢细问这位“少将先生”在忙什么。

1948年秋，陆久之又得到上海城防工事的最新蓝图，辗转托地下交通员传送北方。午夜里，他把图纸卷好，塞进涂有凡士林的空酒桶，顺黄浦江漂向吴淞口，小船接应后直奔胶东。半年后，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这份蓝图派上了大用场。

同年冬天，他最后一次拜访汤恩伯，劝其“别死守上海，给兄弟们留条活路”。汤恩伯先是沉默，继而摆手：“久之，你以后别来了，委员长就在上海。”一句话，劝降彻底无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城门打开时，陆久之站在人群中，默默望着那座被战火熏黑的外白渡桥。他没有举旗，也没有演讲，转身钻进弄堂，很快便消失在人海。

新中国成立后，因“蒋介石女婿”背景，他的审查反复拉扯。1965年，上海市文史馆发来特聘函，才算给予正式身份。1996年，上海市委确认他自1926年起即参与革命工作，功绩予以肯定。

百岁那年，他接受口述史访问。记者好奇追问蒋介石是否真正认可过他。“他只说过一次‘人是我的’，那就够了。”老人抿一口清茶，似笑非笑。对于晚辈好奇的“长寿秘方”，他随口答：“遇事别急，七分素三分荤，多走路，别跟自己过不去。”话音落下，窗外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应和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人——有些人，注定要在两条平行的时空里各行其道，却终究改变了时代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