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年的风，是冷的，刮在脸上，像砂纸。
我叫马小军，十九岁，在市第一监狱的后厨帮工，说白了，就是个切菜、刷桶、送饭的。
每天推着那辆吱吱呀呀的铁皮车，穿过一道道铁门，饭菜的蒸汽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在一起，就是我青春的气味。
我给很多人送过饭，麻木的，凶狠的，哭丧着脸的。
但“老赵”不一样。
他是个犯人，死刑犯。
罪名是“投机倒把”，还有个更吓人的，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在那个年代，这跟杀人放火也差不离了。
但他一点不像坏人。
他五十多岁，戴副深度近视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哪怕穿着囚服，也像个教书先生。
他从不跟人吵，也不多话，每天就是坐在角落里看报纸，连《人民日报》中缝的国际新闻都看得津津有味。
我第一次给他单独送饭，是“上边”交代的。
死刑犯，临走前那几天，有“优待”。
一小盘花生米，二两猪头肉，一瓶白酒。
我把饭盒“哐”一声放在他面前的小窗口。
他抬起头，隔着铁栏杆，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很淡，甚至有点暖。
“小同志，辛苦了。”
我愣了一下，没人跟我这么客气过。
“应该的。”我嘟囔了一句，赶紧推着车走了。
第二天，还是我。
他问我：“小同志，今天报纸来了吗？”
“没呢，下午吧。”
“好，谢谢。”
他说话不紧不慢，带着一种奇怪的安定感，好像这里不是监狱，他也不是死囚，只是在一个地方暂住。
我开始有点好奇。
我听厨房的老刘头说，这老赵以前是个大厂的总会计师，手底下过的钱，用麻袋装。
“可惜了，得罪了人。”老刘头咂咂嘴，“脑子太好，又太直，这种人，活不长。”
我不太懂。
我只知道，他看我的眼神，不像在看一个送饭的。
倒像个长辈，在看自家一个有点愣头愣脑的晚辈。
最后一天。
天阴得厉害，像一块脏了的破棉絮，压在监狱的屋顶上。
我推着车，手心有点冒汗。
今天的饭菜格外“丰盛”，一只烧鸡。
这是“断头饭”。
我把饭盒递进去，没敢看他。
“小同志，等一下。”他突然开口。
我站住了。
“你过来点。”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耳朵凑近了铁栏杆。
一股淡淡的烟草味，混着他身上那股书卷气。
“这个，你拿着。”
一个冰凉、坚硬的东西被塞进我的手心。
我摊开手，是一把黄铜钥匙，很小，上面刻着一串数字：137。
“这是什么？”我声音发颤。
“工商银行，南京东路那家，保险柜的钥匙。”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像风一样。
“听着，孩子，别去动它。永远别去。”
我吓得差点把钥匙扔了。
“这……我不能要！”
“拿着！”他的语气第一次变得严厉，“听我说完。”
我不敢动了。
“就当，是替我存着。如果有一天，你活不下去了，或者你家里人，有谁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你就去打开它。”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别去。”
“里边的东西，能救你的命，也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为什么……为什么给我？”
他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里，情绪很复杂，有悲哀，有不甘，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期许。
“你这孩子，心不坏。”
“眼睛里，还干净。”
他说完，转过身，不再看我。
“走吧。”
我捏着那把要命的钥匙，魂不守舍地推着车往外走。
背后传来他淡淡的声音。
“那只烧鸡，替我谢谢厨房的老刘。让他别那么实在，下次，给别人留着。”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上来。
那天下午，他被带走了。
我没敢去看。
我躲在厨房，把那把钥匙死死攥在手里，铜的腥味混着汗，粘了我一手。
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着我的皮肤，更烫着我的心。
那年我十九岁，生活像一潭死水。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这把钥匙的出现，在我的死水里，投下了一块巨石。
我把那把钥匙藏得很好。
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爸妈。
我把它用一块破布包了好几层，塞在我床板下一个不起眼的裂缝里。
每天晚上，我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个幽灵。
我试着忘记它。
我跟自己说，马小军，你就当做了个噩梦，那老赵，那钥匙，都是假的。
我更努力地在厨房干活，切菜的砧板被我剁得“砰砰”响，好像要把心里的恐惧都剁碎。
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早上五点起床，跟着我爸去巷子口排队倒马桶。
七点，吃一碗泡饭，就着我妈腌的咸菜，急匆匆去上班。
晚上回来，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听着邻居家的吵架声和收音机里的评弹。
日子，就这么过。
我开始试着跟厂里的女孩子“小芳”接触。
小芳是纺织厂的挡车工，长得不算顶漂亮，但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很甜。
我约她去看电影，《少林寺》。
电影院里黑漆漆的，我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雪花膏香味，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鼓起勇气，想去牵她的手。
指尖刚碰到，脑子里“嗡”地一下，突然就想起了那把冰冷的钥匙。
我的手，猛地缩了回来。
小芳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了？脸这么白？”
“没……没事，有点热。”我胡乱找了个借口。
从那以后，我总感觉自己跟这个世界隔了一层。
我跟朋友们去打台球，他们聊着哪个厂的姑娘好看，聊着谁又从广州倒腾来了新潮的喇叭裤。
我一句话也插不上。
我心里藏着一个死刑犯的秘密。
这个秘密，让我觉得自己不干净，不配跟他们一样，活得那么简单，那么没心没肺。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偷偷把钥匙拿出来。
黄铜的钥匙，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
137。
工商银行。
南京东路。
我一遍遍地默念着。
老赵说，里面的东西能救命，也能要命。
到底是什么？
一箱金条？还是……他贪污的证据？
如果是钱，我能用吗？用一个死人的钱，我跟偷坟掘墓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证据……我一个送饭的，能把谁怎么样？
我越想越怕。
那段时间，我瘦得很快，眼窝都陷了下去。
我妈以为我病了，天天给我炖蛋。
“小军，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在单位受欺负了？”
“没有。”
“那是为了小芳？人家姑娘看不上你？”
“不是。”
我什么都不能说。
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沼泽里，越陷越深，喊都喊不出来。
我甚至想过，把钥匙扔到黄浦江里，一了百了。
可我每次走到外白渡桥上，看着底下浑浊的江水，我又犹豫了。
我想起老赵的眼神。
“你这孩子，心不坏。”
他信我。
我不能就这么把他的信任扔进江里。
这把钥匙，成了我的枷锁，也是我的……一种说不清的责任。
我开始做噩梦。
梦里，老赵就站在我床边，还是那副教书先生的样子，问我：“小同志，报纸来了吗？”
然后他突然七窍流血，指着我说：“你为什么不去？”
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
我感觉自己快疯了。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决定，先去看看那家银行。
就看看，我不进去，我什么都不干。
我跟单位请了半天假，换了件最体面的蓝布褂子，骑着我爸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自行车，去了南京东路。
八十年代的南京东路，人挤人，车挤车。
工商银行的门脸很大，门口有两尊石狮子，威严得很。
我把车停在远处，隔着马路，像个乡下人一样，呆呆地看着。
进进出出的人，都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或者“的确良”衬衫，神色匆匆。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特别寒酸。
我就这么站着，站了一个多小时，腿都麻了。
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到。
但我心里，好像踏实了一点。
至少，我知道了那个地方在哪儿。
它不再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名字，而是一个我能看到、能触摸到的地方。
钥匙的重量，似乎也轻了一点。
回家路上，我拐到小芳的厂门口。
等了半天，看到她跟一群女工说说笑笑地走出来。
我推着车，迎上去。
“小芳！”
她看到我，有点惊讶，随即笑了，露出了那对小酒窝。
“马小军，你怎么来了？”
“我……我路过。”
夕阳下，她的脸红扑扑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也许，我能把这个秘密，永远地藏在床板下。
也许，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谈恋爱，结婚，生子。
我太天真了。
命运，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天，塌了。
我爸，在码头当搬运工，那天，一捆钢筋从吊车上滑了下来。
为了救旁边一个工友，他被砸中了腿。
送到医院，医生脸色铁青。
“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不然，这条腿就废了。”
我妈当场就瘫了。
我扶着她，问医生：“医生，手术……要多少钱？”
医生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百块。”
五百块！
1982年的五百块！
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
我妈一个月的工资，三十五块。我，二十八块。
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到一百块。
我妈开始哭，撕心裂肺地哭。
“作孽啊！这让我们怎么活啊！”
我爸躺在病床上，一米八的汉子，疼得满头大汗，却咬着牙一声不吭。
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
“小军，别听医生的。我这腿，没事，养养就好。”
“爸！”我吼了一声。
我知道，他是怕花钱。
我冲出病房，蹲在医院的走廊上，把头埋在膝盖里。
我没哭。
十九岁的男人，不能哭。
但我感觉，我的五脏六服，都在烧。
怎么办？
去借？
我们家那帮亲戚，一个个比我们还穷，东拼西凑，能凑出五十块就顶天了。
去找单位？
我爸的单位，是个小破搬运队，老板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能给一百块的抚恤金，就算烧高香。
绝望。
彻彻底底的绝望。
我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他们有说有笑，他们的世界，是彩色的。
而我的世界，是黑白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
我妈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件件地数着那些毛票，钢镚儿。
她的背，驼得更厉害了。
“小军，你明天……去跟你舅舅说说，看他能不能……”
“妈，别说了。”
我打断她。
我走进我的小屋子，关上门。
我趴在地上，摸索着，打开了那个床板的裂缝。
那块包着钥匙的破布，落满了灰。
我把它拿出来，一层层地解开。
那把黄铜钥匙，静静地躺在我手心。
“如果有一天，你活不下去了……”
“或者你家里人，有谁遇到过不去的坎儿……”
老赵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响起。
我看着钥匙，手在抖。
去，还是不去？
理智告诉我，这是个陷阱。一个死刑犯留下的东西，能是好东西吗？
我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可是……我爸的腿。
我妈的眼泪。
我还有选择吗？
我没有。
我站起来，把钥匙揣进怀里。
它贴着我的胸口，还是那么冰凉。
但这一次，我没有感到恐惧。
我只感到一种豁出去的平静。
我对门外喊了一声。
“妈，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明天，先去医院守着我爸。”
我妈没说话，只传来一阵压抑的抽泣声。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走了。
我没骑车。
我怕车链子的声音，吵醒我妈。
我一路走到南京东路。
银行还没开门。
我找了个角落，蹲下来，等着。
风还是那么冷，但我感觉不到。
我的心里，有一团火。
银行的铁闸门“哗啦”一声拉开的时候，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我等了一会儿，让第一批存钱取钱的人先进去。
然后，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银行里，安静得只能听到算盘珠子清脆的撞击声。
我走到柜台前。
一个戴着套袖的中年女人，眼皮都没抬。
“办什么？”
“我……我开保险柜。”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她抬起头，打量了我一下。
我的蓝布褂子，在这一片“的确良”里，显得格格不入。
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
“钥匙，证件。”
“我……我没有证件。”
老赵没给我任何证件。
“没有证件开什么？”她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去，下一个。”
我的心，一下沉到了底。
我急了，把钥匙拍在柜台上。
“我有钥匙！137号！”
我的声音有点大，旁边的人都看了过来。
那女人的脸色更难看了。
“嚷嚷什么？说了没证件不行！”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定！”
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周围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小张，怎么回事？”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过来，看年纪，像是个主任。
那个叫小张的女人，立刻换了副嘴脸。
“王主任，这人，没证件，非要开保险柜。”
王主任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柜台上的钥匙。
他拿起钥匙，眉头微微一皱。
“137……”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你，跟我到里边来。”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我跟着他，穿过一扇小门，进了一个办公室。
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
“别紧张。”
他看着我，眼神很锐利。
“这把钥匙，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该怎么说？
说一个死刑犯给我的？
我会被当成同伙，立刻抓起来。
我脑子飞快地转。
“是……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他……他前段时间过世了，临终前，把这个交给我。”
我编了个谎。
“你亲戚叫什么？”
“他……他姓赵。”
我不敢说出老赵的全名。
王主任沉默了，手指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着。
办公室里，只听得见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突然，他开口了。
“你说的那个姓赵的亲戚，是不是叫赵卫国？”
我猛地抬起头。
他怎么会知道？！
我的表情，已经出卖了我。
王主任叹了口气。
“果然是他。”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和一个信封。
“赵卫国在我们这儿开户的时候，有过特殊交代。”
“他说，如果有一天，他本人不能来，会有一个年轻人，拿着这把钥匙来。”
“他没有留下那个年轻人的姓名，只留下了一张照片。”
王主任说着，打开了那个信封。
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
黑白的，一寸照。
照片上的人，是我。
是我进监狱工作时，办工作证拍的那张。
我的血，瞬间凉了半截。
老赵……他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说，”王主任的声音，变得很低沉，“如果这个年轻人来了，说明他赵卫国，已经不在了。”
“也说明，这个年轻人，遇到了天大的难处。”
“他让我，把保险柜里的东西，交给你。”
“他说，这本来，就是给你留的。”
我呆住了。
我像个木偶一样，被王主任带着，走向银行的最深处。
那是一扇厚重的，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的铁门。
王主任一把，我一把。
“咔哒。”
门开了。
里面是一个小房间，墙壁上，是一排排的保险柜。
137号，在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
王主任帮我把那个沉重的铁盒子取了出来。
“好了，你在这里打开吧。我在外面等你。”
他把空间，留给了我。
我看着那个铁盒子，手又开始抖。
这里面，装着我的希望，也可能，是我的毁灭。
我深吸一口气，用那把已经攥出汗的钥匙，插进了锁孔。
轻轻一拧。
“啪嗒。”
盖子，弹开了。
没有金条。
没有一捆捆的钞票。
最上面，是一本厚厚的，牛皮纸封面的账本。
账本下面，是一叠用油纸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油纸包。
是一沓钱。
我数了数，十块一张的“大团结”，一共六十张。
六百块。
不多不少，正好是我爸手术费的钱，还稍有富余。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一颗颗砸在钱上。
得救了。
我爸的腿，有救了。
我把钱小心翼翼地收好，然后，我拿起了那本账本。
我翻开了第一页。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数字和表格。
而是一行行，清秀而有力的钢笔字。
那，是一封信。
“小军，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化成一把灰了。”
“别怕，孩子。我不是什么坏人。”
“我只是个，想说真话，却没人信的傻子。”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继续往下看。
账本里，记录的不是一笔笔贪污的款项。
而是……一笔笔被挪用、被侵吞的，属于国家的钱。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时间，地点，经手人，还有……最终的流向。
这是一个人的，犯罪记录。
而那个人的名字，在账本的最后，被老赵用红笔，重重地圈了出来。
李胜利。
我们市轧钢厂的厂长，市里的明星企业家，劳动模范。
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了。
老赵，他不是罪犯。
他是举报人。
他因为要举报李胜利，而被李胜利勾结人，反过来诬陷成了“投机倒把”的罪犯。
他被判了死刑，而真正的罪犯，却成了英雄。
这本账本，就是他的遗书，也是他的……复仇。
除了账本和钱，保险柜里，还有最后一沓东西。
是一叠信。
信封上，都写着同一个名字：赵青禾。
收信地址，是上海的一所大学。
我抽出一封，信纸已经泛黄。
“青禾吾女，见字如面……”
“爸爸对不起你，让你受了委屈……”
“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像爸爸一样，一辈子，活得这么窝囊……”
这些信，都没有寄出去。
我明白了。
老赵给我的，不是钱。
是三样东西。
救我父亲命的钱。
能为他洗刷冤屈的证据。
还有一个父亲，对他女儿，说不出口的爱。
我把所有东西，都收回铁盒。
走出那个小房间的时候，我的腿是软的。
王主任就站在门口。
“都拿好了？”
我点点头。
“王主任，谢谢您。”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谢我，谢赵先生吧。”
“他是个好人。”
“只是，生错了时代。”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铁盒，走出了银行。
南京东路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感觉，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彻底改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想混日子的马小军了。
我拿着钱，第一时间冲回了医院。
“医生！钱我凑够了！马上给我爸手术！”
我把那一沓“大团结”拍在缴费窗口，窗口里的大妈都看傻了。
手术很顺利。
我爸的腿，保住了。
他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小军，这钱……哪儿来的？”
“爸，你别管了，是好道上来的。”
我不能说。
这个秘密，只能我一个人烂在肚子里。
我爸没再问，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家里的危机，暂时解除了。
但我心里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那本账本，像一块烙铁，每天晚上都在我心里烙着。
李胜利。
那个在报纸上，在广播里，被塑造成时代先锋的男人。
我一想到他，就想到老赵临死前的眼神。
不甘。
我该怎么办？
把账本交出去？
交给谁？
派出所？市里？
我一个监狱的临时工，人微言轻，谁会信我？
更何况，李胜利在市里，关系网盘根错节，我这账本还没递上去，可能人就没了。
我害怕。
我怕死，怕连累我爸妈。
可是，如果不交出去，我就这么揣着一个死人的冤屈，揣着一个罪犯的证据，心安理得地过一辈子？
那我成什么了？
我跟那些害死老赵的人，有什么区别？
那段时间，我又瘦了。
小芳来看我爸，给我带了她自己织的毛线手套。
“小军，你最近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她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担忧。
我多想跟她说。
但是我不能。
我只能摇摇头，“没事，就是我爸这事，闹的。”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账本里的每一个字，都像小虫子一样，往我脑子里钻。
我甚至出现了幻听。
我总能听见老赵在问我：“小同志，报纸来了吗？”
我快被逼疯了。
我决定，再去读读那些信。
那些老赵写给他女儿赵青禾的信。
“青禾，爸爸是个失败的人。没能给你一个好的生活，没能保护好你妈妈。”
“我这辈子，唯一没做错的，就是守住了自己的良心。”
“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有些事，明知不可为，也必须为之。”
“爸爸希望你，以后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不要怕，天，塌不下来。”
我读着这些信，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我好像，有点理解老赵了。
他不是傻。
他只是，有自己的坚守。
他把这些东西留给我，不是在逼我。
他是在给我一个选择。
是选择像个懦夫一样，苟且偷生。
还是选择像个人一样，挺起脊梁。
我把信，一封封地叠好。
我心里，有了决定。
但我不能鲁莽。
我得想个万全之策。
我开始收集关于李胜利的所有信息。
报纸，广播，厂里的小道消息。
我知道了他每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车牌号是多少。
我知道了他有个情妇，在市百货大楼当售货员。
我知道了他下个星期，要去省里开表彰大会。
机会，就在他去省里的这几天。
我把账本里，最关键的几页，偷偷抄了下来。
然后，我写了两封匿名信。
一封，寄给省纪委。
另一封，我犹豫了很久，最终，寄给了《东海日报》一个叫“陈实”的记者。
这个陈实，我读过他写的文章，很有风骨，经常揭露一些社会阴暗面。
我相信他。
做完这一切，我把那本原始的账本，和那些信，重新包好，藏回了床板底下。
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
那几天，我过得坐立不安。
上班切菜，手都在抖，好几次差点切到自己。
我不敢去看报纸，不敢去听广播。
我怕看到任何风吹草动。
第五天。
李胜利从省里回来了。
单位给他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敲锣打鼓，比过年还热闹。
报纸上，是他戴着大红花的照片，笑得春风得意。
我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失败了。
我的信，石沉大海。
也是，我算个什么东西？
人家是大厂长，是劳动模E范。
我呢？
我什么都不是。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一个人，坐在黄浦江边，把一瓶“二锅头”全灌了下去。
江风吹着，我感觉不到冷。
只觉得，心里空得可怕。
我对不起老赵。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
我醉得一塌糊涂，最后，是被巡夜的民警送回家的。
我妈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我决定，忘了这件事。
就当，从来没有过一个叫赵卫国的人。
就当，从来没有过那把钥匙，那本账本。
我要好好活着。
为了我爸妈，也为了我自己。
生活，好像真的回到了正轨。
我爸出院了，虽然走路还有点瘸，但总归是保住了腿。
我又开始跟小芳约会。
我们去逛公园，去溜冰，像所有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
我甚至开始攒钱，想买一台“燕舞”牌的收录机，那是小芳最想要的。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这么风平浪静下去的时候。
一颗炸雷，在全市炸响了。
轧钢厂厂长，劳动模范李胜利，被抓了。
罪名，是“巨额贪污”、“挪用公款”，还有……“诬告陷害”。
消息，是从省里直接下来的。
据说，省纪委成立了专案组，秘密调查了半个多月。
人证物证，俱全。
李胜利的后台，也倒了。
整个轧钢厂的领导班子，被一锅端。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厨房剁肉馅。
手里的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我冲出厨房，跑到传达室，抢过老张头手里的报纸。
头版头条，黑体大字。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市特大贪腐案侦破始末”。
文章里，提到了一个“匿名的正义之士”。
文章的作者，署名：陈实。
我拿着报纸，手抖得不成样子。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都止不住。
我躲到没人的角落，放声大哭。
像个傻子一样。
哭了笑，笑了哭。
老赵。
你看到了吗？
天，没有塌。
恶人，终有恶报。
你的冤屈，洗刷了。
李胜利倒台后，老赵的案子，很快就重审了。
沉冤得雪。
他被追认为“保护国家财产先进个人”。
虽然，人已经不在了。
这件事，在我们这个小城，引起了轩E然大波。
人们在茶余饭后，都在议论。
有人说，是老赵在天有灵。
有人说，是那个写匿名信的人，胆子太大了。
没人知道，那个“正义之士”，是我。
一个在监狱后厨，切菜送饭的临时工。
我照常上班，下班，过我的日子。
只是，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睡觉，再也不做噩梦了。
我感觉，天都比以前蓝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没有寄件人姓名，地址是我单位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本书。
陈实写的报道合集。
书的扉页上，有一行字。
“致那位不知名的朋友：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你的勇敢，配得上更好的人生。”
我把那本书，跟账本，放在了一起。
我还剩下一件事没做。
去找赵青禾。
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去了上海。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大城市的气派，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我找到了那所大学。
打听了半天，才在一个老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赵青禾。
她已经毕业，留校当了助教。
我在一间旧书堆积如山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她。
她长得很像老赵，清瘦，文静，戴着一副眼镜。
我看着她，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你好，请问你找谁？”她问我。
“我……我找赵青禾老师。”
“我就是。”
“我……我受你父亲，赵卫国先生所托，给你送一样东西。”
当我说出“赵卫国”三个字的时候。
她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
眼神里，充满了戒备，和一种……我能理解的，恨意。
“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他不是我父亲。”
她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知道，当年的事，对她的伤害太大了。
一个“贪污犯”的女儿，在那个年代，要承受多少白眼和欺辱。
我没有跟她争辩。
我只是，把那个我用布包了好几层，已经磨得有些发亮的包裹，放在了她的桌子上。
“赵老师，我知道，您可能不信我。”
“但这里面的东西，是您父亲留给您的。”
“他到死，都念着您。”
“您看与不看，都由您。我的任务，完成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
我没有留恋。
有些伤口，只能自己舔舐。
有些心结，只能自己解开。
我刚走到门口，背后传来她带着哭腔的声音。
“等等！”
我停下脚步。
“你……是谁？”
我回头，笑了笑。
“我是一个，给他送过饭的人。”
从上海回来，我辞掉了监狱的工作。
我不想再闻那股消毒水的味道了。
我用剩下的钱，加上我爸给的一点，在巷子口，盘下了一个小门面。
我开了一家小馄饨店。
店不大，就四张桌子。
但我干得很起劲。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采购新鲜的猪肉和蔬菜。
自己擀皮，自己调馅。
我的馄饨，皮薄馅大，汤头鲜。
很快，就有了口碑。
小芳，成了我店里最固定的客人，也是……老板娘。
我们结婚了。
没有隆重的仪式，就请了几桌亲戚朋友。
我爸那天喝多了，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小军，有出息了。”
我看着他，看着我妈，看着小芳。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馄饨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雇了两个伙计。
几年后，我在市中心，开了第一家分店。
我给我的店，取名叫“老赵记”。
有人问我，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
我说，是纪念一个故人。
再后来，我的“老赵记馄饨”，开遍了全市，甚至，开到了省城。
我从一个临时工，变成了一个小老板。
别人都说，马小军这个人，有本事，有运气。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一切，都是怎么来的。
那本账本，和那些信，我一直留着。
我把它们，锁在我办公室最里面的一个保险柜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会拿出来看看。
它们提醒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也提醒我，做人，要有良心。
有一年，赵青禾来找过我。
她已经是上海那所大学的副教授了。
她来我的店里，点了一碗馄र्ट饨。
吃得很慢。
吃完，她对我说：“马老板，谢谢你。”
“你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父亲。”
“他是个英雄。”
她说，她把父亲的事迹，写成了一本书。
那本书，后来还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奖。
我们没有聊太多。
有些事，尽在不言中。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老了，头发白了。
小芳也老了，眼角有了皱纹，但笑起来，还是有两个小酒窝。
我们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接手了我的生意。
他比我有本事，把“老赵记”做成了全国连锁。
有一天，他拿着一个新设计的商标来给我看。
“爸，你看，我们把logo升级了。用一个钥匙的形状，怎么样？”
“钥匙？”
“对啊。‘老赵记’，‘老找记’，用一把钥匙，寓意‘找到家的味道’。多好。”
我看着那个设计图，一把抽象的、金色的钥匙。
我的眼睛，突然就湿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1982年。
那个阴冷的下午。
那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男人，隔着铁栏杆，把一把冰凉的黄铜钥匙，塞进了我十九岁的手心。
他说：“孩子，心不坏。”
他说：“不到万不得已，别去。”
那把钥匙，开启的，不只是一个保险柜。
它开启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良知。
开启的，是一个被埋葬的真相。
开启的，是我这一生，跌宕起伏，却又无怨无悔的……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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