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的夏天，潮气像一块黏糊糊的抹布，把整个香港裹得密不透风。
我从罗湖过关，兜里揣着几千块港币，还有一张三万块的欠条。
欠钱的叫李广胜。
三万块，不多，但在我老家，那是我爸妈攒了半辈子的钱。
我来香港，就一个目的，把钱要回来。
李广胜在电话里说得好听，“阿健，你放心，来了香港，我肯定让你满意。”
满意。
我站在旺角街头，看着满眼晃动的霓虹灯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人群，心里只有一阵阵的发虚。
这地方，太大了，大得让人害怕。
李广胜的公司在中环，一座能把人脖子看断的写字楼里。
前台小姐的眼神像在过安检，从上到下扫了我一遍，职业化的微笑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鄙夷。
“先生，请问有预约吗？”
我说我找李广胜，他让我来的。
她拨了个内线，用我听不太懂的粤语说了几句，然后挂掉电话，脸上的微笑更标准了。
“李生正在开会，麻烦您在这里等一下。”
我一等，就等了三个小时。
从下午两点，等到太阳偏西，把对面另一栋玻璃幕墙照得金光灿灿。
那光晃得我眼晕。
期间，我看着一个个西装革履的男女从我面前走过，他们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闻起来就像是钱的味道。
终于，一个穿着灰色套裙的女人走了过来，三十多岁的样子，头发盘得一丝不苟。
“是陈先生吗？我是李生的太太，我叫赵佩玲。”
她的普通话很标准，但语调是冷的。
我站起来，有些局促。
“李太太，你好。李广胜……李总呢？”
“他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会，实在走不开。他让我来跟你说一声，钱的事，他记着呢，让你别急。”
别急？
我从老家一路折腾过来，路费都花了好几百，她让我别急？
火气一下子就拱了上来。
“李太太，当初他借钱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月就还，现在都快一年了！”
赵佩玲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我知道。阿胜的难处，希望你能体谅。”
她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里是两千块港币，你先在香港找个地方住下，食宿都算我们的。等过两天，他一准给你个准话。”
我捏着那个信封，薄薄的一层，里面的钱像是几片烫手的叶子。
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李太太，我不是来旅游的。我今天必须见到他，让他给我个说法！”
我的声音有点大，引得前台那边又投来审视的目光。
赵佩玲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陈先生，这里是写字楼，大家都要工作的。”
她的声音不大，但分量很足。
“如果你相信阿胜，就先住下。如果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他确实在忙。”
说完，她转身就走，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笃笃笃，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我攥着信封，站在原地，像个傻子。
最终，我还是拿着那两千块钱，灰溜溜地走出了那栋大楼。
我在深水埗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一个只能放下一张床的房间，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后墙，挂满了滴水的衣服。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别人家厨房飘来的油烟味。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去中环那栋写字楼。
有时候能见到赵佩玲，她总会客气地给我几百块钱，让我“先用着”。
有时候连她也见不到，只有前台小姐那张标准化的笑脸，告诉我“李生不在”。
我像一只苍蝇，被那栋大楼的玻璃幕墙一次又一次地弹回来。
钱，一天天在减少。
心，一天天在下沉。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被骗了。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堵到了李广胜。
那天我没去写字楼，而是凭着记忆，找到了他名片上印的住宅地址。
半山，一个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
我在小区门口从清晨等到黄昏，等到蚊子把我腿上叮的全是包。
晚上八点多，一辆黑色的奔驰开了过来。
李广胜从车上下来，他胖了，也秃了，油光满面，和我记忆里那个在酒桌上拍着胸脯保证“兄弟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的人，判若两人。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
“阿健？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我冲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生怕他再跑了。
“李广胜，你他妈的还想躲到什么时候！”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里显得特别响，带着压抑了太久的愤怒。
他挣扎了一下，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
“阿健，阿健，有话好说，别在这里，影响不好。”
“影响不好？你欠我钱的时候怎么不怕影响不好！”
“是是是，我的错，我的错。你跟我来，我们上去说。”
他把我带进他家。
房子很大，装修得像皇宫，我踩在地毯上，感觉脚底下软得不真实。
赵佩玲也在，她穿着一身丝质的睡衣，看见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厌恶，但什么也没说。
李广胜把我让到沙发上，亲自给我倒了杯水。
“阿健，你看你，搞得这么紧张干什么。你的钱，我还能不还吗？”
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从钱包里掏出一沓港币，放在我面前。
“这里是一万块，你先拿着。剩下的，你再给我一个月，就一个月！”
他的语气很诚恳，就跟他当初借钱时一模一样。
我盯着那沓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万块，我要的是三万。
但我知道，今晚我要是再逼他，可能连这一万都拿不到。
我拿起钱，站了起来。
“李广胜，我再信你最后一次。一个月后，我要是拿不到钱，我就住在你家不走了。”
他连连点头，“一定，一定。”
我走出他家大门，感觉自己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
香港的夜风吹在身上，没有一丝凉意，只有黏腻的潮湿。
我拿着那一万块，心里一点高兴的感觉都没有。
我没搬出深水埗那个小旅馆，因为我知道，这钱，可能就是我这趟香港之行的全部收获了。
我开始像个真正的游客一样，在香港的街头闲逛。
去维多利亚港看夜景，去铜锣湾看热闹的人群，去黄大仙庙拜了拜，求菩C保佑我能拿回剩下的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离一个月的期限越来越近。
李广胜的电话，再也没打通过。
我心里那点仅存的希望，也随着那“嘟嘟”的忙音，一点点被磨没了。
期限到的那天，是个阴天，乌云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一样。
我再次来到中环那栋写字楼。
这次，前台小姐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同情。
“李生今天不在。”
“他去哪了？”
“不清楚。”
我转身就走，直接打车去了半山。
我按了很久的门铃，没人开。
我开始砸门，用尽全身的力气，把门砸得砰砰响。
“李广胜！开门！你给我出来！”
我的吼声引来了保安。
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一左一右架住我，“先生，请你冷静一点，不要在这里闹事。”
“他欠我钱！他躲着不见我！”
“有纠纷可以报警，但你不能在这里骚扰住户。”
我被他们拖着，推出了小区。
我站在马路对面，死死地盯着那扇紧闭的窗户。
天开始下雨，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很疼。
我不知道站了多久，浑身都湿透了，狼狈得像条落水狗。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第二天，我买了一桶红油漆。
我又去了那栋写字楼。
我进不去，就在大楼门口的地上写。
“李广胜，欠债还钱！”
八个血红的大字，触目惊心。
保安很快就冲了出来，抓住了我。
我被带到了警局。
做笔录的警察是个快退休的老警员，态度还算和气。
“靓仔，为了三万块，犯法，不值得啊。”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叹了口气，“你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了。这样吧，我们帮你联系一下他。”
电话打通了。
是赵佩玲接的。
老警员开了免提，我能清楚地听到她的声音，依旧是那么平静。
“王Sir，给你们添麻烦了。他的事，我们会处理的。”
“李太太，最好是能尽快解决。不然下次，就不是来警局喝咖啡这么简单了。”
“我明白。”
我被放了出来，身上又湿又脏，还带着一股油漆味。
刚走出警局，一辆车停在我面前。
车窗摇下来，是赵佩玲。
“上车。”
我坐了进去，车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她没看我，只是看着前方。
“陈先生，你闹够了没有？”
“我只要我的钱。”
“钱，”她冷笑了一声，“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问他要钱吗？”
车开得很快，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
“他欠了多少？”我忍不住问。
“够他在赤柱监狱待一辈子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
“那我的钱……”
“你想都别想。”
车停在了写字楼的地下车库。
她带着我，坐电梯直达顶楼。
顶楼是李广胜的办公室，大得像个篮球场，一面是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
李广胜就站在窗前。
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头发乱糟糟的，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他听到声音，回过头，看到我，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片死灰。
“你来了。”
他的声音很沙哑。
我看着他，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些准备好的咒骂，那些愤怒的质问，在看到他这副模样的瞬间，都卡在了喉咙里。
赵佩玲走到他身边，语气很淡。
“阿胜，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李广胜惨然一笑，“面对？我拿什么面对？拿命吗？”
他说着，忽然激动起来，指着我。
“都是你！都是你逼我的！要不是你闹得人尽皆知，我还能再撑一段时间！”
我愣住了，“我……”
“你什么你！三万块！为了区区三万块！你就要逼死我！”
他的情绪很激动，近乎癫狂。
赵佩玲想去拉他，被他一把甩开。
“你们都想我死！我死了，你们就都满意了！”
他说着，忽然转身，疯了一样地冲向那面巨大的落地窗。
“阿胜！”赵佩玲发出一声尖叫。
我脑子一片空白，下意识地冲了过去。
但已经晚了。
他撞碎了玻璃，像一片纸一样，从三十几层的高楼上，飘了下去。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我站在破碎的窗口，风灌进来，吹得我脸上冰凉。
楼下传来人群的惊呼声，和刺耳的警笛声。
我低头看去，只看到地面上那一点模糊的红色，像一朵瞬间绽放又凋零的花。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
我杀人了。
这个念头，像一把冰锥，狠狠地刺进我的大脑。
赵佩玲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窗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很久很久，她才回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恨，有怨，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解脱。
“你满意了？”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警察很快就上来了。
我被当成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反复盘问。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当时的情景，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分不清，那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我的一场噩梦。
最终，警方的结论是，李广胜是自杀。
因为公司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选择了一条绝路。
我被无罪释放。
走出警局的那天，天晴得有些晃眼。
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大梦。
我来香港，是为了讨债。
现在，债主死了。
我的钱，也彻底没了。
我在那个深水埗的小旅馆里，躺了三天。
三天里，我没吃没喝，就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个因为潮湿而发霉的印记。
我想回家。
但我的钱，不够买一张回去的火车票。
我成了一个被困在这座孤岛上的，真正的穷光蛋。
第四天，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爬起来，准备去街上找点活干，哪怕是去洗盘子。
刚打开门，就看到赵佩玲站在门口。
她还是那副样子，穿着得体的套裙，妆容精致，仿佛前几天那场惊心动魄的死亡，跟她毫无关系。
“跟我来。”
她说完，就转身下楼。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她把我带回了那栋写字楼，还是那个顶楼的办公室。
破碎的窗户已经用木板钉上了，但风声依旧从缝隙里钻进来，呜呜作响。
办公室里很乱，文件撒了一地，像是被人抄过家。
“坐。”
她指了指那张巨大的老板椅。
我没动。
“坐啊。”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下去。
椅子很软，但我感觉如坐针毡。
她从一个上锁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扔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
“这是公司的转让协议。”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这家公司是你的了。”
我看着她，像在看一个疯子。
“你……你没病吧？”
“我清醒得很。”
她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第一次，用一种平视的目光看着我。
“李广胜死了，他欠的债，一笔勾销。但他欠了很多人钱，那些人，比你狠得多。”
“他们会来找我，把我和我的家人，撕成碎片。”
“而你，”她指了指我，“你是最后一个逼死他的人。你说，他们会先找谁？”
我的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我……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用知道。”
她站起来，走到那面被钉死的窗前。
“这家公司，现在是个空壳子。账上没钱，外面全是债。但是，它还有一块地，在元朗。是李广胜很多年前买的，一直没开发。”
“那块地，是公司唯一的资产。也是我，唯一能留给我的孩子的东西。”
“我把它给你。条件是，你要把这家公司扛下来。所有的债，你来背。所有找上门的人，你来应付。”
我听得目瞪口呆。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我凭什么要替他还债？”
她回过头，嘴角勾起一抹奇异的，近乎残忍的笑容。
“因为你没得选。”
“你要么，拿着这份协议，成为这家公司的老板，去跟那些债主周旋。要么，你现在走出这个门，明天，你的尸体就会出现在深圳河里。”
“你来香港，是为了钱。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一个能赚大钱的机会。”
“当然，也可能，是个送死的机会。”
办公室里，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风声，和我的心跳声。
我看着桌上那份协议，感觉那不是纸，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
接，还是不接？
接，是跳进一个无底的火坑。
不接，是现在就被人扔进海里。
我忽然想笑。
我来香港，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三万块钱。
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我的人生，就像一个被人写好的，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剧本。
我抬起头，看着赵佩玲。
“我能得到什么？”
她笑了。
“得到你想要的。或者，死。”
我拿起笔，在协议的最后，签下了我的名字。
陈健。
从那天起，我成了“宏发贸易有限公司”的新老板。
一个连公司有多少员工，做的是什么生意，都一无所知的，光杆司令。
赵佩玲走了。
她带着她的孩子，办了移民，去了加拿大。
走之前，她给了我一个律师的电话，和一串钥匙。
她说，律师会处理公司的债务问题，钥匙，是那个元朗地块仓库的。
剩下的，就都靠我自己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个空旷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夜景。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
维港上空，放起了绚烂的烟火。
整个城市都在狂欢。
只有我，像个局外人，心里一片冰冷。
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接手公司后的第一周，我就见识到了赵佩玲口中“比我狠得多”的人。
他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群人。
十几个穿着黑西装，手臂上纹着龙虎的大汉，踹开了办公室的门。
为首的是个光头，脖子上戴着一条小拇指粗的金链子，一进门，就把一个烟灰缸砸在了地上。
“边个系老细啊？（谁是老板？）”
我从老板椅上站起来，腿肚子有点转筋。
“我……我是。”
光头走到我面前，比我高了半个头，一股浓烈的烟味和汗味扑面而来。
他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脸。
“靓仔，李广胜欠我们‘和胜堂’五百万。他人死咗，条数，系咪你来还啊？（他死了，这笔账，是不是你来还？）”
五百万。
我差点一屁股坐回地上。
我强作镇定，想起了赵佩玲给我的那个律师电话。
“这位大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公司的账，现在都由律师在处理。你们看，是不是可以和我的律师谈？”
光头“呵”地一声笑了。
“同你律师谈？我哋唔识字，只识数钱。（我们不识字，只认识钱。）”
他身后一个小弟，从包里抽出一把西瓜刀，当啷一声，砍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那张红木办公桌，被砍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下个礼拜，准备一百万。如果冇，就唔系一张台咁简单咯。（下个星期，准备一百万。如果没有，就不是一张桌子这么简单了。）”
他们走了，留下我和一屋子的狼藉。
我瘫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劲来。
我给赵佩玲留下的那个律师打电话。
律师姓周，声音听起来很干练。
“陈先生，你的情况，李太太都跟我说过了。”
“周律师，刚才有人来公司……”
“和胜堂的？”他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是。他们要一百万，下个星期就要。”
“我知道了。这件事你不用管，我会处理。你记住，以后再有任何人来要债，你都让他们直接找我。”
他的话，让我稍微有了一点底气。
“那……我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做的，是让这家公司，活下去。”
活下去。
谈何容易。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公司所有的文件都翻了一遍。
这家“宏发贸易”，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皮包公司。
李广胜用它来贷款、融资，到处拆东墙补西墙。
账面上，负债高达三千多万。
而资产，除了那个被钉上的窗户，和这张被砍了一刀的办公桌，就真的只剩下元朗那块地。
我拿着钥匙，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去了元朗。
那块地，比我想象的要偏僻。
周围都是荒地和一些小作坊，一条泥泞的小路通向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门。
我打开锁，走进那个巨大的仓库。
仓库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大部分都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
破旧的机器，废弃的建材，还有一堆堆不知道是什么的电子零件。
这里就像个垃圾场。
我翻找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是几箱封装完好的货物。
箱子上印着日文，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品牌。
我撬开一箱，里面是崭新的，用塑料泡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游戏机。
是任天堂的N64。
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箱，每箱十台。
就是一千多台游戏机。
我像是在沙漠里发现了绿洲。
我知道，这可能是我翻身的唯一机会。
九七年的香港，电子游戏市场正在爆发。
N64虽然不如索尼的PlayStation火爆，但也是抢手货。
我立刻开始行动。
我没有门路，就用最笨的办法。
我跑到深水埗的黄金电脑商场，那里是全香港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我一家一家地问。
“老板，N64，有兴趣吗？”
一开始，没人理我。
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骗子。
“大陆仔，你手上有货？几多啊？（你有货？多少啊？）”
“一千台。”
“一千台？”一个店铺老板笑得前仰后合，“你当我三岁细路啊？（你当我三岁小孩啊？）”
我被人当猴耍，被人轰，被人骂。
但我没有放弃。
因为我退无可退。
终于，一个看起来比较老实的店铺老板，半信半疑地给了我一个地址。
“你去华强北睇下啦，果度可能有人收。（你去华强北看看吧，那里可能有人收。）”
深圳，华强北。
我茅塞顿开。
香港是免税港，电子产品比大陆便宜得多。
我这批货，如果能运到深圳，利润肯定非常可观。
剩下的问题是，怎么运过去。
我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报关，因为我没有任何手续。
那就只能，走水路。
我通过那个店铺老板，联系上了一个专门做“水货”生意的船家。
船家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男人，皮肤黝黑，话很少。
我们约在流浮山的一个码头见面。
他看了我的货，开了一个价。
运费，两万。
风险，我自己承担。
我没得选。
我把我身上最后的一点钱，都押在了这次的生意上。
交易的那天晚上，风很大。
我和几个请来的临时工，把一千多台游戏机，从元朗的仓库，搬到了一艘小渔船上。
看着那艘船消失在漆黑的海面上，我的心也悬到了嗓子眼。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深圳打来的电话。
“货，安全到咗。”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货款很快就打了过来。
扣掉运费和各种成本，我净赚了将近八十万。
八十万。
我拿着那张银行存折，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遍又一遍地数着。
我不是在做梦。
我，陈健，有钱了。
虽然离还清那三千万的债务，还差得远。
但至少，我看到了希望。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周律师打了十万块过去。
“周律师，这是和胜堂那笔数的前期费用。”
电话那头的周律师，似乎有些惊讶。
“陈先生，你……”
“我找到了一点路子。你放心，后续的钱，我也会尽快想办法。”
“好，好，好。”他一连说了三个好，“陈先生，我没看错你。”
有了钱，腰杆子就硬了。
和胜堂的人再来的时候，我直接把他们请到了周律师的办公室。
我不知道周律师跟他们谈了什么。
总之，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来烦过我。
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只是缓兵之计。
我必须尽快赚到更多的钱。
我把剩下的钱，几乎全部投了进去。
我通过那个船家，开始更大规模地做水货生意。
游戏机，手机，电脑配件……
什么东西在大陆好卖，我就做什么。
那是一段行走在刀尖上的日子。
每一天，都可能船毁人亡，血本无归。
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每天都在联系货源，联系买家，盯着船期，祈祷不要被海关查到。
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但也以同样的速度，积累着财富。
半年后，我不仅还清了和胜堂那一百万，公司的账上，甚至有了近千万的流动资金。
我把办公室重新装修了一遍，请了几个员工，公司终于有了一点像样的规模。
我不再是那个在深水埗住小旅馆，为了三万块钱就要死要活的穷小子了。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老板”。
我开始出入高档的餐厅，穿着名牌的西装，手腕上戴着当初想都不敢想的劳力士。
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切，都像是沙滩上的城堡。
随时可能被一个浪头，拍得粉碎。
真正的危机，是李广胜欠下的那些银行贷款，和那些大债主的钱。
那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
周律师帮我斡旋了很久，但银行的态度很强硬。
要么还钱，要么，就拍卖公司唯一的资产——元朗那块地。
我不能失去那块地。
那是我的根，也是我唯一的退路。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李广胜生前的一个朋友，叫林栋。
他在一次酒会上，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我。
“陈老板，年轻有为啊。”
林栋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听说，宏发贸易现在是你主事？”
我点了点头，心里保持着警惕。
“林先生有何指教？”
他笑了笑，“指教不敢当。我只是对你们公司在元朗那块地，有点兴趣。”
我的心，咯噔一下。
“那块地，不卖。”
“别急着拒绝嘛。”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是做房地产的。现在香港楼市这么火，你那块地，放在那里长草，太浪费了。”
“我没钱开发。”我说的也是实话。
“你没钱，我有啊。”
他凑近我，压低了声音。
“我们可以合作。我出钱，你出地。赚了钱，我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我看着他，试图从他那张笑眯眯的脸上，看出一点破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图什么？
“林先生，我不明白。香港那么多地，你为什么偏偏看上我这块？”
“因为，我跟阿胜是朋友。”
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我不想看到他最后留下的东西，被银行收走。”
这个理由，很牵强，但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我没有别的选择。
要么，地被银行拍卖。
要么，赌一把。
我和林栋，签了合作协议。
他负责投入资金，和所有的开发流程。
我，只需要坐等分钱。
事情顺利得超乎我的想象。
政府的批文，建筑队的招标，楼盘的预售……
林栋展现出了一个成熟地产商的所有能力。
一年后，元朗那块荒地上，竖起了一栋崭新的住宅楼。
楼盘开售那天，请来了明星剪彩，热闹非凡。
香港的楼市，在那两年，像疯了一样。
我们的楼盘，几乎在一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
我分到了八千万。
八千万。
我把公司所有的债务，一次性还清。
我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还清了那些大债主的钱。
当我把最后一张支票，交给周律师的时候，他看着我，感慨万千。
“陈先生，你创造了一个奇迹。”
是啊，一个奇迹。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从一个负债三千万的空壳公司老板，到一个身家几千万的，真正的老板。
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把公司，从“宏发贸易”，改名为“新宏发地产”。
我开始真正地，进入了香港的房地产行业。
我不再做那些提心吊胆的水货生意。
我用赚来的钱，在香港，在深圳，在广州，买了很多地。
那些在当时看起来很偏僻的，不值钱的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2003年，香港经济因为SARS跌入谷底。
很多人破产，很多人跳楼。
就像当年的李广胜一样。
而我，因为手握大量的土地，安然度过了那场危机。
并且在危机过后，随着经济的复苏，我的资产，翻了十几倍。
我成了香港报纸上，那个“从大陆来的地产新贵”。
我有了自己的山顶豪宅，有了自己的游艇，有了好几个漂亮的女朋友。
我成了我当初最讨厌，也最羡慕的那种人。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一个人，坐在那间最早的，中环的办公室里。
那张被砍了一刀的办公桌，我还留着。
我会想起那个闷热的夏天。
想起李广胜从窗口跳下去的那个瞬间。
想起赵佩玲那张平静得可怕的脸。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来香港讨债。
如果李广胜没有跳楼。
如果赵佩玲没有把公司给我。
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我还在老家那个小县城，为了几千块钱的工资，每天奔波。
可能会娶一个不好看也不难看的老婆，生一个不聪明也不笨的孩子。
然后，就那样，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那样的生活，不好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有一年，我回了一趟老家。
我爸妈已经搬进了我给他们买的大房子，脸上的皱纹里，都带着笑。
他们跟亲戚朋友炫耀，说他们的儿子，在香港，是大老板。
没人知道，这个大老板，手上沾着一条看不见的，人命的血。
也没人知道，这个大老板，每天晚上，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
我给李广胜，在老家的山上，立了一个衣冠冢。
我不知道他的骨灰在哪里，也不知道赵佩玲和她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我只是想，给他一个归宿。
也给我自己，一个心安。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给他烧纸。
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他，还是该恨他。
他毁了我平庸安稳的人生。
也成就了我波澜壮阔的现在。
有一年，我在加拿大出差。
在一个商场里，我看到了一个很像赵佩玲的背影。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她在一个冰淇淋店门口，停了下来，买了一个甜筒，递给身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少年长得很像李广胜。
她看起来老了一些，但依旧很优雅，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那是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笑容。
温暖，而满足。
我没有上前去打扰她。
我只是远远地看着，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我忽然就释然了。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在命运的棋盘上，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求生，去挣扎。
没有谁对谁错。
回到香港，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以公司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
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因为债务问题，而走投无路的人。
周律师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想积点德。
为李广胜，也为我自己。
现在的我，依旧是“新宏发地产”的董事长。
我依旧每天都在赚钱，在跟不同的人，打着交道。
只是我的心，比以前，平静了很多。
我不再去想，如果当初怎么样。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我站在山顶的豪宅里，看着脚下这个，我曾经无比憎恨，又无比热爱的城市。
我知道，我属于这里。
这个用我的青春，我的良知，我的恐惧，和我的一切，换来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也是我的，无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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