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薪”两个字，像一把钝刀，把十年前那身笔挺的呢子礼服悄悄划开一道口子。1965年2月，北京西山军委小楼的暖气还没停，344位准军级少将同时收到一张浅黄色通知：军龄补助没了，工资按新表领。没人当场拍桌子，但有人把烟捏断在掌心——那截烟丝，跟十年前授衔时掉在肩章上的彩纸一样碎。
十年前，他们站在怀仁堂，最年轻的才34岁，肩膀上一颗金星烫得肉疼。如今309人留在军营，142人干到正军，92人卡在副军，10人爬到正兵团，却再没机会往上挪半步——上将、大将的名单早在55年就锁进保险柜，钥匙丢进海里似的。卢南樵在总后政治部管钱袋子，算盘珠拨得再响，也给自己涨不了五级；何正文在成都军区守着大西南，地图插满红旗，却得按新表拿三百二十块零四毛。工资条上的数字缩了，家属菜篮子里立刻少一条带鱼，孩子们嘟囔“爸爸怎么不当官了”，被母亲一把捂住嘴。
最难受的不是钱，是身份被重新秤过。25人干脆脱掉军装，胥光义去地质部给大山量体温，汪少川到建筑工程部搬图纸，刘春穿上西装当大使，在老挝的雨林里数炮弹。转业命令写着“加强地方”，其实大家心照不宣：部队要消肿，地方缺人，少将也得让位。有人临走把55年的礼服叠成方砖，呢子味呛得自己直眨巴眼——那件衣服以后只能在衣柜里敬礼。
10人没等到改革。有人倒在训练场，有人病逝在协和医院，讣告统一用“同志”二字，军衔却不敢提，怕刺激活着的人。剩下两个名字被钉在耻辱柱：马尔果甫、祖农，1962年4月跨过分界线，脚印留在苏联那边的湿土上。档案里只留下一句“与苏修勾连”，真正的理由被风吹散——也许只是晋升名单里少了他俩，也许只是某天食堂的羊肉汤漂了片他们忌讳的猪油。十年前的金星，如今成了叛逃的罪证，连老家的亲戚都连夜把合影剪掉一半。
309个留下的人，把新工资表折成四折，塞进55年授衔礼服的内袋。那颗金星依旧闪亮，只是不再代表票子、房子、车子，只代表他们活过、打过、被记住过。后来李德生进了政治局，尤太忠镇守南国，向守志把导弹竖成森林，可1965年2月那个阴冷的上午，他们一样在食堂排队，一样数着肉片，一样把碎烟丝默默踩进水泥地。军队从此不再用金星算账，改用红领章量人，历史翻页的声音轻得像撕工资条，脆得却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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