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的冬天,成都南门洞开。

后主刘禅自己捧着玉玺,走出来,投降了邓艾那支不到一万人的疲惫之师。

那一刻,蜀汉并非山穷水尽。

在南中,霍弋手握三万精兵;在东线的永安,罗宪和阎宇节制着两万多水陆军。

加起来五万生力军,足以将邓艾那点残兵败将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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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没动,眼睁睁看着国号被抹去。

于是,“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八个字,像铁钉一样,被死死钉在了他们背上,一千七百多年,锈迹斑斑。

咱们先看地图。

霍弋的司令部,在南中的味县,搁今天,是云南曲靖。

罗宪和阎宇的大本营,在永安,也就是当年的白帝城,今天的重庆奉节。

从这两处到成都,直线距离看着不远,但在三国那会儿,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悬崖上的栈道、逆流的长江和一眼望不到头的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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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下来,最快也得二十八天才能摸到成都的城墙。

而罗宪的部队逆着长江水路,一天能走二十五公里就算不错了,全程下来,最快也要十八天。

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他们的对手,邓艾,不按常理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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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走路有点跛的魏国将军,干了一件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是疯了的事。

他没有去啃姜维死守的剑阁,而是带着一万多精兵,一头扎进了地图上都几乎不存在的阴平古道。

七百里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连鸟都得绕着飞。

他的士兵饿了啃树皮,累了就用毛毡裹着身子从陡坡上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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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支几乎不成人形的军队,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突然出现在了蜀汉腹地的江油城下。

从邓艾偷渡阴平,到刘禅在成都城下投降,前后加起来,不过二十几天。

这笔时间账算下来,让人脊背发凉。

这意味着,当霍弋和罗宪终于收到那封写着“成都告急”的泣血诏书时,他们即便立刻拔营,把士兵当牲口使,等他们跑到半路,成都城头,恐怕早就换上了曹魏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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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仗从一开始,在地理上,就输了。

如果说时间只是来不及,那他们各自的后方,就是一把足以将一切烧光的火。

先说霍弋的南中。那地方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

当年诸葛丞相七擒孟获,收服的是人心,但这人心,是会变的。

丞相去世快三十年了,他老人家的威望在当地少数民族那里,早就淡了。

近些年出土的孟获后人族谱里,就清清楚楚记着一句话,“若汉兵北去,吾等当复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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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弋手里的藤甲兵,有不少是本地的雇佣军,他在,他们是拿蜀汉粮饷的兵;他要是带着主力走了,他们扭头就能在南中就地称王。

所以,霍弋拔营北上,不等于是去勤王,而是等于亲自在蜀汉的后院里,点了一把大火。

再看东边的永安。那里的情况更险。

长江对面,就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陆抗。

一个比他爹更难对付的角色。

陆抗的五万楼船,早就打着“救援盟友”的旗号,开到了离白帝城不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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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他在等什么。

永安的主将是右大将军阎宇,罗宪是他的副手。

这位阎将军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跟姜维那种一天到晚想着北伐的“外来派”不一样,他更关心自己脚下这片土地。

当魏军伐蜀的消息传来,他和罗宪商议后,做出的安排是,他亲自带兵去成都增援,留下罗宪守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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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位阎将军的行军速度,慢得出了奇。

等他晃晃悠悠走到半路,成都已经降了。

他为什么慢?他不敢快。

他心里明镜儿似的,只要他永安的主力一空,陆抗的舰队第二天早上就能出现在城下。

到时候,西进的部队救不了成都,老巢永安又被端了,他们这几万人,就会变成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被两头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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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曾经在背后捅了关羽一刀的“盟友”,从来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锁住东吴这条狼,比什么都重要。

最让人绝望的一笔账,不是路程,也不是敌人,而是人心,是蜀汉朝堂自己。

其实,在魏军刚刚大规模来犯的时候,远在南中的霍弋就嗅到了危险,他第一时间上表,请求带兵入卫成都。

可当时宫里管事的是谁?

是宦官黄皓。他拿着奏疏,大概觉得霍弋是在危言耸听,而我们的后主刘禅,正忙着斗蛐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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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俩合计了一下,给霍弋的回复是,成都兵精粮足,用不着你一个边将操心。

皇帝,亲手关上了第一扇求生的门。

等到邓艾真的兵临城下,成都最后的屏障绵竹,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流着泪,带着他十八岁的儿子诸葛尚,父子二人双双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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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城里,最后的骨气也断了。

那个叫谯周的光禄大夫,站了出来。

他不谈打不打得过,他只谈天命和人心。

他对刘禅说,邓艾从天而降,这是天意要亡我大汉,人力挽回不了。

他又说,为了全城百姓的性命,投降才是最大的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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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本来就是个没骨头的人,被这么一劝,最后一丝抵抗的念头也烟消云散。

于是,他下令开城,自己反绑双手,走出去投降了。

紧接着,他以皇帝的名义,向所有还在抵抗的将士发出了亲笔玺诏,内容只有八个字,“各守本境,勿得妄动。”

这道圣旨送到霍弋和罗宪手上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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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自己认输了,将军再出兵,那性质就从“勤王”,变成了“造反”。

车门已经从里面反锁,钥匙都扔出了窗外。

后来的事,就更值得咂摸了。

在剑阁死守的姜维,接到降表后,拔刀砍向石头,将士们号啕大哭。

他投降后仍不甘心,策动魏将钟会谋反,想在绝境中翻盘。

可惜功败垂成,兵败自刎,死后被人剖开尸体,发现他的胆,大得像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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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最后的英雄,以最惨烈的方式,为自己的执念殉葬。

后主刘禅,被客客气气地送到洛阳,封为安乐公。

当司马昭故意让人演奏蜀地音乐,在场的蜀汉旧臣都掩面痛哭时,只有他嬉笑如常。

司马昭问他,“你想念蜀国吗?”

他笑着回答,“此间乐,不思蜀。”

那么,那两位“见死不救”的将军呢?

霍弋在确定刘禅在洛阳安然无恙后,率领南中六郡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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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昭对他大加赞赏,让他继续镇守南中。

他保住了这片土地,免去了此后二十年的部族叛乱,让这片蛮荒之地,成了安稳的产粮区。

而永安的罗宪,在蜀汉灭亡后,面对陆抗数万大军的围攻,他手下只有两千兵。

所有人都劝他弃城逃命。

他却带着这两千残兵,硬生生守住了孤城整整六个月,直到魏国的援军赶来。

他保住的,是益州的东大门,是巴蜀百姓免遭东吴劫掠的最后一道屏障。

历史不是舞台剧,不需要人人都陪着主角一起悲壮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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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弋和罗宪没有去救那个已经从内部腐烂的“蜀汉”,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救了巴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武侯祠里,他们的牌位被挤在角落,很小,很不起眼。

但或许,这种不陪着君主沉船,而是替天下人保住最后一块甲板的忠诚,更值得我们多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