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清晨，紫禁城的寒气比往常更重几分。乾清宫内，御榻旁的太监们大气不敢出，烛火摇曳中，刚登基不足一月的明光宗朱常洛，气息已如游丝。就在前一日，他还因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而精神好转，甚至夸赞献药者为“忠臣”。可谁也没料到，这颗鲜红的药丸，竟成了压垮这位帝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万历十年出生，到万历二十九年被立为太子，再到万历四十八年登基，朱常洛在储君之位上煎熬了整整19年，加上之前作为皇长子等待立储的岁月，前后近39年的时光都活在父皇的冷落与政治漩涡中。他熬过了惊心动魄的“梃击案”，躲过了无数明枪暗箭，却在登上权力顶峰后，短短30天便离奇驾崩。
那颗神秘的红丸，究竟是能起死回生的仙丹，还是精心策划的毒药？朱常洛的暴亡，是偶然的医疗事故，还是牵扯到郑贵妃、东林党、阉党等多方势力的政治阴谋？这桩被载入《明史》的“红丸案”，与“梃击案”“移宫案”并称明末三大案，困扰了后世数百年。今天，我们就循着史料的蛛丝马迹，还原这位“一月天子”的悲剧人生，揭开红丸案的层层迷雾。
朱常洛的悲剧，从出生那天起就埋下了伏笔。他的父亲，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帝），而他的母亲，只是万历帝偶然临幸的一名普通宫女王氏。这种“意外”的出身，让他从一开始就得不到父皇的青睐。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十一日，朱常洛降生。此时的万历帝刚满18岁，正沉浸在亲政的新鲜感中，对于这个宫女所生的长子，他没有半分喜悦，反而觉得是一种“污点”。按照明朝“立嫡立长”的继承制度，朱常洛作为皇长子，理应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但万历帝心中早已属意另一个人——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郑贵妃是万历帝一生最爱的女人，两人感情深厚，甚至私下约定要立朱常洵为太子。为了兑现这个承诺，万历帝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用尽手段拖延立储，与满朝文武展开了激烈对抗。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曾直言：“今国家大事，莫大于建储。” 可万历帝却以“皇后年轻，尚有生育嫡子可能”为由，一再推诿，甚至对上奏请求立储的大臣加以贬谪、罢官。
朱常洛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在这种“不被承认”的压抑中度过。他虽然是皇长子，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居所简陋，侍卫短缺，就连讲读官的配置都比旧制减损许多。《明光宗实录》中记载，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8岁的朱常洛才第一次公开亮相，被万历帝带到毓德宫见内阁大臣，而这次亮相，也只是万历帝为了敷衍朝臣的权宜之计。
朝臣们为了维护“立嫡立长”的祖制，与万历帝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吏部尚书孙丕扬、礼部尚书沈鲤等重臣多次领衔上奏，请求早立太子，一时间朝堂之上吵得沸沸扬扬。甚至连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都出面干预，质问万历帝：“为何不立皇长子？” 万历帝脱口而出：“他是宫女所生。” 李太后闻言大怒，斥责道：“你也是宫女所生！” 原来李太后早年也是宫女出身，这番话直击万历帝的痛处，让他不得不收敛心思。
在朝臣和太后的双重压力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已经19岁的朱常洛终于被立为太子，而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藩地在洛阳。这场持续了15年的“国本之争”，看似以朱常洛的胜利告终，但实际上，他的太子生涯并没有因此迎来光明，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万历帝对他依旧冷淡，郑贵妃也从未放弃扳倒他的想法，宫廷内外的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成为太子后的朱常洛，依旧如履薄冰。他深知父皇的态度，也明白郑贵妃的野心，只能小心翼翼地行事，收敛所有锋芒，过着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可即便如此，一场针对他的刺杀阴谋，还是悄然降临。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黄昏，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从东华门闯入紫禁城，一路畅通无阻，直奔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他打伤了守门的太监，闯入前殿屋檐下，才被赶来的侍卫生擒。此时的朱常洛正在宫中礼佛，侥幸逃过一劫。这起震惊朝野的刺杀事件，史称“梃击案”。
案件发生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人们纷纷猜测，这绝非普通的刺客行为，背后一定有人指使，而矛头直指郑贵妃。刑部对张差进行会审，张差供认，自己是京畿一带白莲教分支红封教的成员，首领马三道、李守才让他闯入太子宫，“打杀皇太子”，而背后牵线的，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
线索清晰地指向郑贵妃，一时间舆情汹汹，所有人都认为是郑贵妃为了让儿子朱常洵上位，不惜铤而走险，派人刺杀太子。郑贵妃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跑到万历帝面前哭诉，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万历帝虽然宠爱郑贵妃，但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若是强行包庇，恐怕会引起朝臣哗变，动摇国本。
无奈之下，万历帝只能让郑贵妃亲自去向朱常洛求情。《明光宗实录》记载，郑贵妃见到朱常洛后，痛哭流涕，连连下拜，而朱常洛作为受害者，竟然也起身回拜，“且拜且泣”。长期处于压抑环境中的朱常洛，早已养成了懦弱、隐忍的性格，他不敢追究郑贵妃的责任，只能选择妥协。
最终，在万历帝和朱常洛的授意下，案件被仓促了结：主犯张差被凌迟处死，太监庞保、刘成被秘密处死在宫中，其他相关人员则被从轻发落，郑贵妃一族毫发无损。这场看似惊险的刺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成为了一桩悬案。而朱常洛也明白，这只是郑贵妃的第一次试探，他的太子之位，依旧岌岌可危。
梃击案后，朱常洛变得更加谨慎。他闭门不出，专注于读书修身，尽量不参与朝堂纷争，以此来躲避郑贵妃的迫害。可他不知道，命运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他还要在太子位上煎熬6年，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帝驾崩，他才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帝王时代。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万历帝驾崩，享年58岁。消息传来，朱常洛压抑了39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他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太子，一跃成为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八月初一，朱常洛正式登基称帝，改元泰昌，史称明光宗。
登基之初的朱常洛，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他不再是那个懦弱隐忍的太子，而是试图励精图治，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他颁布了一系列新政，废除了万历朝备受诟病的矿税、榷税，让百姓得以喘息；他补发了边防将士的粮饷，稳定了边疆局势；他还重用东林党人，补选了大量空缺的官职，整顿朝纲。
《明季北略》记载，朱常洛登基后，“日亲万几，精神劳瘁”，每天处理政务到深夜，试图弥补万历朝留下的烂摊子。朝臣们也对这位新帝充满期待，认为大明王朝或许能迎来“泰昌中兴”。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高光时刻，仅仅持续了十几天。
朱常洛的身体，在长期的压抑和登基后的劳累中，早已不堪重负。而郑贵妃的一次“献礼”，成为了压垮他身体的第一根稻草。为了讨好新帝，保全自己的地位，郑贵妃从宫中挑选了八名能歌善舞的美姬，进献给朱常洛。《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六十八·三案》明确记载：“光宗践祚。先是，七月，光宗遵遗命，封皇贵妃郑氏为皇后，命礼部查例。郑贵妃进美女四人。” 而《先拨志始·第二章·卷上二》则补充道：“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几，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
长期压抑的朱常洛，在登基后失去了约束，面对郑贵妃送来的美女，难以自持，过度纵欲让他本就虚弱的身体瞬间垮掉。八月初十日，登基仅十天的朱常洛就开始生病，出现了头晕目眩、四肢乏力的症状。他以为只是劳累过度，并未放在心上，依旧坚持处理政务。可随着病情逐渐加重，他不得不召来御医诊治。
御医陈玺为朱常洛把脉后，认为他是体虚乏力，开了一些温补的药方。可朱常洛服用后，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急于康复的朱常洛，不再信任御医，转而让内侍医官崔文升为他诊治。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正在将他推向死亡的边缘。
崔文升原本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后来凭借医术进入御药房，担任圣济殿提督太监，深得万历帝信任。《重建石景山天主宫碑记》中记载，崔文升的官职为“乾清宫宫内提督两司房圣济殿、提督兵杖局掌印、御马监太监”，可见其在宫中的地位。朱常洛登基后，并未更换御药房的人员，崔文升得以继续留在宫中任职。
面对朱常洛的病情，崔文升诊断后，开出了一剂以大黄、芒硝为主的泻药。大黄和芒硝都是药性猛烈的通利药物，主要用于治疗肠胃燥热、积食便秘等症状。可朱常洛此时的病情是体虚乏力、纵欲过度导致的虚火上升，根本不适合服用泻药。
朱常洛服用崔文升的药方后，悲剧立刻发生了。他一夜之间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头晕目眩，连床都下不了。《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文升进以大黄、芒硝为主的通利药解肠胃风热，服后一夜连泻三四十次，两日后辛酉光宗未上朝，阁臣方从哲等赴宫门候安，光宗说明数夜不得睡，白天亦吃得很少，头昏目眩，下不了床。”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一片惊慌。朝臣们纷纷指责崔文升用药失误，兵科给事中杨涟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崔文升根本不懂医术，故意用泻药加害皇帝。《明季北略》记载，杨涟在奏疏中说：“帝疾法宜清补，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 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和原皇太子妃郭氏的外戚们，更是直接哭诉，认为崔文升是受郑贵妃指使，故意下毒谋害皇帝。
崔文升为何要给朱常洛开泻药？是医疗失误，还是故意加害？这成为了第一个未解之谜。支持“医疗失误”说法的学者认为，崔文升虽然在御药房任职多年，但并非专业御医，可能误判了病情，将虚火上升当成了肠胃燥热，从而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学者朱亦灵就曾指出，通过《问安揭帖》中的内容可推知，至朱常洛即位，崔文升应在御药房已供职至少十四年，属于资深人员，但并非专业医师，误判病情也有可能。
而支持“故意加害”说法的人则认为，崔文升是郑贵妃的旧人，必然听从郑贵妃的指使。郑贵妃一直想扳倒朱常洛，如今朱常洛登基，她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便指使崔文升用泻药掏空朱常洛的身体，使其病重而亡。《明史·崔文升传》也记载：“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
面对朝臣的弹劾和质疑，崔文升辩称自己只是“用药失误”，并无加害之心。而朱常洛此时虽然病情严重，但也没有立刻追究崔文升的责任，甚至没有剥夺他的官职。这或许是因为他性格懦弱，不愿轻易得罪郑贵妃；也或许是因为他还抱有一丝幻想，认为自己的病情能够好转。可他不知道，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一颗鲜红的药丸，正在向他招手。
八月二十九日，朱常洛的病情已经极度危急，他召集内阁大臣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人入宫，言语之间颇有嘱咐后事之意，众臣无不垂泪。就在此时，鸿胪寺丞李可灼突然请求入宫，声称自己有“仙丹”，可以治好皇帝的病。
李可灼并非御医，只是鸿胪寺的一名小官，负责掌管朝会礼仪。他所谓的“仙丹”，就是两颗红色的药丸，大小如弹珠，光泽鲜亮，自称是“祖传秘方”，用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等材料炼制而成，能“起死回生”。《先拨志始》记载：“诸医相顾，莫敢发言。” 内阁大臣们对这颗“仙丹”充满疑虑，方从哲更是担心再现崔文升的用药事故，坚决反对李可灼进药，命人将他赶走。
可急于求生的朱常洛，在得知有“仙丹”后，却不愿放弃这最后一丝希望。他命内侍立刻宣召李可灼入宫，无论大臣们如何劝阻，都执意要服用这颗红丸。无奈之下，方从哲只能同意，但要求李可灼先与御医们商议，确认药丸无害后再服用。可御医们谁也不敢轻易下结论，只能含糊其辞，既不赞同，也不反对。
中午时分，李可灼将第一颗红丸献给朱常洛。朱常洛服用后，立刻感觉身体有所好转，“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甚至能坐起来与大臣们说话，还连连夸赞李可灼是“忠臣”。众臣见皇帝病情好转，都松了一口气，纷纷退下。傍晚时分，李可灼再次入宫，向方从哲报告，说皇帝担心药力衰竭，想要再服用一颗红丸。
内阁大臣们和御医们纷纷表示反对，认为丹药药性猛烈，不宜连续服用。可朱常洛却态度坚决，催促内侍立刻取药。最终，在朱常洛的坚持下，他服用了第二颗红丸。服用后，朱常洛的精神状态依旧不错，还让人准备了夜宵。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的回光返照。
九月初一五更时分，内侍突然紧急宣召大臣入宫。当方从哲、刘一燝等人匆忙赶到乾清宫时，朱常洛已经驾崩，享年39岁。这位在位仅29天（一说30天）的帝王，就这样离奇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明季北略·卷一·紅丸一案》明确记载：“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药，明日光宗崩。”
朱常洛的暴亡，让整个紫禁城陷入了混乱。那颗神秘的红丸，也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红丸究竟是什么？是能起死回生的仙丹，还是夺人性命的毒药？这桩“红丸案”，彻底引爆了明末的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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