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5年八月二十八日，北京西市刑场。
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押赴刑场，这位曾经掌控大明辽东数十万军队的统帅，最终被“传首九边”。
头颅被割下，送往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示众。
一个曾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真的是因为丢了广宁城吗？还是背后有更复杂的政治博弈？
熊廷弼被杀的三年多时间里，究竟是谁想救他，又是谁非要他死不可。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军围攻广宁。
明军惨败，巡抚王化贞弃城而逃。
此时，身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在哪？他正带着五千兵马驻守在距离广宁四十里的右屯。
得知广宁失守的消息后，熊廷弼做了一个被后世诟病至今的决定：放弃整个关外，全线撤退到山海关。
他下令焚烧军粮、仓库，带着数十万难民一路溃退。
关外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四十余座城池全部放弃，后金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辽西大片土地。
当时朝中许多官员认为，你熊廷弼手握重兵，哪怕救不了广宁，至少也该坚守右屯，收拢败兵，伺机反击。
可你一听败讯，跑得比谁都快，这不是“丧师失地”是什么？
熊廷弼自己倒觉得很冤枉。在《封疆已失疏》里，他辩解说：
“王化贞轻举妄动导致兵败，我早就提醒过朝廷。现在局势已崩，不撤退难道等着被全歼？”
但皇帝和百官看到的只有结果：辽东全丢了。
熊廷弼被革职听勘后，朝堂上迅速分成两派。
想救他的主要是东林党人：
首辅叶向高最早出面，以“关门空虚”为由，请皇帝让熊廷弼“戴罪守关”。
礼部主事刘宗周建议削去他的官职、蟒服，但保留性命。
御史周宗建、江秉谦等人接连上疏，说熊廷弼熟悉辽东，杀了可惜，不如让他戴罪立功。
甚至后来成为蓟辽督师的孙承宗，最初也曾委婉地为熊廷弼说过情。
想杀他的人背景更复杂：
兵部尚书张鹤鸣是王化贞的靠山，早就和熊廷弼势同水火。他标下的赞画何栋如直接说“经抚同罪，皆罪不容诛”。
一些御史，如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早在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时，就拼命弹劾他。辽沈失陷后，天启皇帝为了重新起用熊廷弼，曾把这三人各降三级外调。
现在熊廷弼又出事，他们岂能放过机会？
还有一批官员，纯粹是觉得“丧师失地，依法当斩”，比如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徐大化、御史谢锦文。
天启皇帝朱由校一开始并没有非要杀熊廷弼。
他甚至给了熊廷弼机会，让他出关收复宁远、前屯等地，戴罪立功。
可熊廷弼的回应是什么？
他对兵部说：“你们非要我出关，那就让张鹤鸣和王化贞去守吧！不如现在就抓我进京，让大家解恨！”
天启皇帝本来就在气头上，一看这奏疏，直接对内侍说了句名言：“熊廷弼走得快，果胜。”
意思是：跑得倒挺快，果然厉害。
随后下旨：王化贞逮问下狱，熊廷弼革职回老家听候审查。
可熊廷弼没回湖北江夏老家，反而在北京附近逗留。
这在皇帝眼里，就是“恋栈京师，窥探朝局”，更加不满。
天启二年四月初一，三法司会审。
参与审理的28名官员一致认定：广宁失守，熊廷弼、王化贞同罪。
明朝律法规定，“守边将帅丢失城池者，斩”。
这一点毫无争议。
争议在于，熊廷弼能不能适用“八议”？
“八议”是古代对权贵、功臣等八类人的特殊司法优待，可以减罪。
刑部员外郎顾大章（东林党）主张：王化贞该杀，熊廷弼可免死，发配戍边。
但熊廷弼自己把路堵死了。
会审时，主审官问他：“广宁危急时，你为何不救援？”
熊廷弼答：“王化贞不听我调度，轻敌冒进，导致兵败。我若去救，只会一起覆灭。”
这听起来有理，但官员们不买账。
御史们后来在奏疏里写道：
“就算王化贞有罪，你手握重兵，哪怕去广宁城下打一仗再退，也算尽力了。可你闻败即逃，一口气退到山海关，这是封疆大臣该做的吗？”
当初朝廷为调和经抚矛盾，曾下旨明确：“功则同功，罪则同罪”。
现在王化贞判了斩刑，你熊廷弼凭什么不死？
很多人以为熊廷弼是东林党，其实不是。
他只是和东林党一些人关系较好，比如杨涟、左光斗。东林党保他，更多是为了政治对抗。因为想杀熊廷弼的人里，很多是后来阉党成员。
但东林党内部也不统一。
比如左都御史邹元标（东林元老）就主张宽恕，而御史马鸣世、刘徽等人则坚持“法不可枉”。
天启皇帝在二者之间摇摆：
天启二年秋决，首辅叶向高说情，熊廷弼没被勾决。
天启三年秋决，叶向高再次说情，又缓一年。
天启四年，孙承宗甚至上疏请求免熊、王二人死罪，改为戍边。
事情到天启四年十月发生逆转。
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开始全面清洗东林党。
熊廷弼案成了最好用的刀。
天启五年三月，阉党抓了一个关键人物——汪文言。
他是东林党与宫廷之间的联络人，被关进锦衣卫北镇抚司。
阉党干将许显纯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出一份名单：
周朝瑞收熊廷弼一万两，十天内四次上疏保他。
顾大章收四万两，把熊廷弼的案子从“斩立决”改成“缓决”。
杨涟、左光斗各收二万两，为熊廷弼奔走脱罪。
魏大中、袁化中也收了重贿。
这份供词是真是假？
历史上多数学者认为是阉党伪造。
汪文言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曾对杨涟哭喊：“他们让我诬陷你们，我死也不会承认！”
这份供词一出，熊廷弼的罪就不仅仅是“丧师失地”了，还加上了贿赂朝臣、结党营私。
天启皇帝最恨结党，看到供词后勃然大怒。
天启五年七月，一本叫《辽东传》的书在北京流传。
这本书把熊廷弼写成忠臣良将，把朝廷写得昏庸无能。
大学士冯铨（阉党）把书拿给天启皇帝看，还特意翻开第四十八回，标题是“冯布政父子奔逃”。
冯铨父亲当年在辽东当布政使，后金打来时弃城逃跑，这本小说把他写成了丑角。
冯铨哭诉：“这是熊廷弼编的书，他故意羞辱我，更是诽谤朝廷！”
天启皇帝翻了几页，越看越气。
书中把熊廷弼吹成“辽事唯一支柱”，把失败全归咎于朝廷不支援、同事拖后腿。
皇帝当场大骂：“丧辽辱国，便寸斩尚有馀辜。”
熊廷弼自己有没有责任？
实事求是地说，有。但熊廷弼的能力确实突出。
他第一次经略辽东时（万历四十七年至泰昌元年），整顿防务，后金不敢来犯。
他被撤换后，继任的袁应泰很快丢掉了沈阳、辽阳。
天启皇帝不得不再次起用他，这才有了“经抚不和”的局面。
可惜1625年八月二十五日，诏书下达：“着即处决，传首九边。”
三日后，熊廷弼被押赴西市。临刑前，他赋诗一首：
“他日倘拊髀，安得起死魄。绝笔叹可惜，一叹天地白。”
监刑官张时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
熊廷弼冷笑：“我是朝廷御史，岂能偷生？”从容就戮。
熊廷弼的头颅被涂上石灰防腐，装入木匣，送往九边示众。
据《明熹宗实录》记载，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才有御史请旨“收葬廷弼首级”，此时距离他被杀已四年。
而替他收尸的，是当年被他斥为“不懂军事”的兵部郎中徐日晅，他曾因反对放弃关外被熊廷弼骂过，却敬重熊的才干，冒险安葬了他。
熊廷弼死后三年，崇祯皇帝为东林党平反，但并未赦免熊廷弼。
直到清乾隆年间修《明史》，才在传记末尾写下一句：
“廷弼不死，辽东或不至此。”
可大明江山，早已在1644年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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