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在《运命论》中掷地有声的一句“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道破了历史兴衰的底层逻辑：不仅盛世明君的崛起顺乎运命，乱世亡国的沉沦亦逃不开时序的推演。那些载入史册的治乱兴亡，看似是君主的昏明、臣子的忠奸所致，实则早已在冥冥中埋下伏笔，如潮起潮落般循着既定的轨迹演进，无人能逆，无势可挡。
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荒唐，早已在夏庭的妖异中埋下祸根。当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不惜点燃边关烽火，戏弄天下诸侯之时，他或许不知，这场倾覆西周的灾难，源头远在夏代的宫廷之中。那看似偶然的妖异之兆，恰是运命流转的先声，终在数百年后，以褒姒的嫣然一笑为引，引爆了西周的覆灭。曹伯阳轻信公孙强的虚妄之策，最终落得国破被俘的下场，而这一祸端的征候，早已在社宫祭祀之时悄然显现；叔孙豹宠溺竖牛而招致家族大乱，那场灾难的种子，早在庚宗之地便已种下。李康所言“吉凶成败，各以数至”，恰是如此——所有看似突如其来的兴衰，实则都是运命时序累积的必然，无需刻意寻求便自会契合，不必刻意牵引便自会亲近。
圣人早已知晓这天地间的运命法则。昔年圣人受天命于河洛，留下“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的谶语，道尽王朝更迭的节律。周成王定鼎郏鄏之时，卜得传世三十、享国七百的天命，这并非人为算计的结果，而是天地赋予的定数。自幽王、厉王之后，周室王道日渐崩坏；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逝去，礼乐制度便江河日下。文辞浮华的弊病，在灵王、景王时期逐渐蔓延；巧辩诈伪的风气，在战国七雄争霸中愈演愈烈；残酷暴戾的极致，在秦朝灭亡时达到顶峰；文章礼乐的尊贵，在汉高祖刘邦崛起后被弃如敝履。
这股裹挟着历史的运命洪流，即便圣贤亦难抵挡。孔子乃千古至圣，颜回、冉耕是盖世大贤，他们在礼仪规矩中践行揖让之道，在洙水、泗水之畔倡导温文尔雅的教化，却终究无法遏制乱世的开端；孟轲、荀卿体悟尧舜禹汤的圣道，秉持中庸正道从容前行，却难以维系即将倾颓的秩序。天下最终如洪水泛滥般陷入沉沦，任凭先贤们百般援救，也无力回天。
这般景象，并非圣贤才智不足，亦非教化无力，而是运命使然。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运命的时序已然注定，个人的努力与坚守，终究难以逆转时代的大势。幽王的昏庸、公孙强的虚妄、竖牛的奸佞，不过是顺应了乱亡的运命；孔子的教化、孟轲的奔走，虽如暗夜中的微光，却终究抵不过衰亡的洪流。
《运命论》的深刻，正在于它撕开了历史的表象，让我们看见兴衰背后那只“运命”的无形之手。那些吉凶成败、治乱兴亡，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偶然，而是时序流转、数之所至的必然。这并非消极的宿命哀叹，而是对历史规律的清醒认知——唯有洞悉这运命的密码，方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更清醒地审视过往，更从容地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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