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是个狠角色。他媳妇得癌走了，单位给了笔抚恤金，四十来万。他谁也没告诉，自己跑了几趟工会就把事情办妥了。连媳妇那边的娘家亲戚，他都没透半个字，媳妇的后事也是他一个人操持的，不声不响，没摆酒席，没请太多人，就简单火化，入土，全程冷静得不像话，街坊邻里看在眼里，都私下说这人心太硬，媳妇跟他过一辈子，走了连点体面都没给，手里攥着四十多万，愣是一分都没想着接济媳妇的爹妈和弟妹。我跟他家住对门，看着他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回家就关上门，院里连点哭声都没有，心里也跟着犯嘀咕，再冷的心，对着过世的媳妇，也不该这般无动于衷。

他家的防盗门，自打他媳妇下葬后，就很少敞开过。以前两口子下班早，总会在院子里支个小桌，他择菜，她择着择着就伸手揪他的耳朵，笑闹声能飘到对门来。现在院子里的月季没人剪枝，疯长的藤蔓爬满了栅栏，花瓣落了一地，也没人扫。他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门，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个旧饭盒，步子不快不慢，碰见邻居也只是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晚上回来，手里多了个塑料袋，不是馒头就是咸菜，径直上楼，门“砰”一声关上，就再也没了动静。

街坊们的议论声没断过。楼下的张大妈最是爱嚼舌根，每次碰见我都拉着我说：“你说他那心是石头做的？他媳妇嫁过来的时候，娘家爹妈反对得厉害，她硬是跟着他挤在这老破小里，吃苦受累都没抱怨过。现在人走了，他倒好，抚恤金攥得死死的，连去丈母娘家磕个头都不肯，真是白眼狼。”旁边的李大爷也跟着叹气：“是啊，太冷静了，冷静得吓人。我家老婆子走的时候，我哭得差点背过气去，他倒好，一滴眼泪都没掉，跟没事人一样。”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也越发觉得这邻居凉薄。直到有天晚上，我加班到半夜回家，路过他家楼下，看见他蹲在院子里的月季花丛旁，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月光洒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放轻了脚步，不敢往前走。隐约听见他嘴里念叨着什么，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磨过。仔细听，才听清是在说：“英子，我没敢告诉他们，我怕他们来要钱，怕他们把你攒的念想都拿走……”

我心里咯噔一下，悄悄退了回去。

后来的日子，我开始留意他。发现他每个周末都会背着个帆布包出门，一去就是大半天。有次我在公交站碰见他，他手里提着个保温桶，看见我，愣了一下，难得地笑了笑，只是那笑容里带着点疲惫。我忍不住问他：“去看丈母娘？”他摇摇头，低声说：“去福利院，英子生前一直想去当志愿者，没来得及。”

我这才知道，他媳妇英子生病那两年，一直惦记着福利院的孩子们，说等病好了，就去给孩子们做饭、讲故事。那四十万抚恤金，他一分没动，全存了起来，用的是英子的名字。他每周去福利院，都是给孩子们做英子生前最拿手的红烧肉。

还有一次，我看见他媳妇的娘家弟妹找上门来，在他家门口大吵大闹，说他昧了姐姐的抚恤金，要分一半。他打开门，脸色平静，从屋里拿出一个存折，递了过去：“这是四十万，密码是英子的生日。你们要是想拿走，就拿去吧。但是我得告诉你们，英子生病这两年，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她到最后都舍不得买贵的止痛药，怕给我添麻烦。她临终前说，她爹妈年纪大了，弟弟还没成家，这钱要是你们非要，就拿去，但是别再来打扰她的安宁。”

那弟妹看着存折，脸一下子红了，嗫嚅着说不出话来，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他关上门，靠在门上，久久没有动弹。

我站在对门，看着那扇紧闭的防盗门，心里五味杂陈。原来不是他心硬，是他把所有的悲伤都藏在了心底。他不摆酒席，是怕应酬；他不告诉娘家，是怕他们借着丧事来要钱；他照常上班下班，是怕自己一停下来，就再也撑不住。

街坊们后来也知道了这些事，议论声渐渐小了。张大妈再提起他，也只是叹气：“是个苦命人啊，心里的疼，都藏着呢。”

那天我又看见他蹲在月季花丛旁，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修剪疯长的藤蔓。夕阳照在他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他剪下一枝开得最艳的月季，轻轻放在墓碑上——那是他偷偷给英子立的碑，就在院子的角落里，刻着“妻，英子之墓”。

风吹过，花瓣落在他的肩头。他抬手，轻轻拂去，嘴角露出了一抹极淡的笑意。

原来，最沉默的悲伤，从来都不是号啕大哭，而是把思念，藏在每一个无人知晓的日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