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也是中国媒体眼中的 “老朋友”,用一张 “黄面孔” 敲开了中美贸易的大门。当他转身成为商务部长和驻华大使,露出的却是遏制中国科技的獠牙;卸任后,他又迅速脱下官服,摇身一变成为跨国捞金的 “红顶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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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西雅图,祖辈来自广东,祖父在 1910 年代远渡重洋,先在加州务工,后辗转至华盛顿州做佣工,唯一的奢求便是用劳动换取英语课程。父亲在二战期间参军服役,退役后全家搬进公屋,那时 5 岁的骆家辉才开始接触英语。

家境贫寒的他,从小就在父母经营的杂货店里帮忙打理生意,生活的拮据却未阻碍他求学的脚步。高中毕业时,他以顶尖成绩斩获鹰级童子军奖,凭借奖学金踏入耶鲁大学,1972 年拿下政治科学学位,随后又在波士顿大学攻读法学,1975 年顺利取得律师资格,为日后的职业道路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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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骆家辉从金县检察院副检察官起步,在刑事案件处理中积累了扎实的法律与实务经验。1982 年,他成功当选州众议员,在长达 11 年的任期内主导司法与预算领域工作,积极推动教育改革,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

1993 年,他升任金县行政长官,掌控着辖区内的财政与基建大权,主导了公共交通扩容、环境污染治理等民生工程,展现出较强的行政能力。1996 年,他在州长选举中胜出,1997 年正式就职,成为美国大陆首位亚裔州长,并成功连任至 2005 年。

任内,他不仅应对了 2001 年互联网泡沫引发的经济波动,通过削减开支、扩大就业稳定局势,还在 “9・11” 事件后强化了州内安全防控体系,政绩得到广泛认可。

在对华关系上,骆家辉在州长任期内表现出极高的活跃度。1997 年,他首次访华,与广东地方官员会面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开启了华盛顿州与中国的经贸往来。2000 年与 2004 年,他又两次率团访华,重点推动本州农产品与技术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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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推动下,华盛顿州对华出口额从 1997 年的不足 30 亿美元跃升至 2004 年的超 50 亿美元,增幅显著。他巧妙利用华裔身份拉近距离,中国媒体一度对其进行正面报道,将其视为中美交流的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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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卸任州长后,骆家辉并未离开中美交流的舞台,而是转身进入律师事务所,专注于中国贸易咨询业务,利用在任时积累的人脉与资源,帮助美国企业对接中国市场,从中收取高额咨询费。

2009 年,奥巴马政府任命他为商务部长,这一职位让他得以在国家层面推行对华政策,也让他的真实立场逐渐显露。2010 年,华为参与 Sprint 公司网络升级项目竞标,骆家辉直接致电 Sprint CEO 丹・赫斯,以 “威胁国家安全” 为由施压,最终迫使 Sprint 放弃华为与中兴,选择报价更高的美国本土供应商。

这一事件开创了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市场竞争、打压中国企业的恶劣先例,此后类似的 “安全审查” 逐渐成为遏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常用手段。

2011 年至 2014 年担任驻华大使期间,骆家辉的对华打压更为直接。上任伊始,他便明确表示 “尽管拥有中国血统,但我代表的是美国利益”。

这一行为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间接促使政府加强治理,但本质上是通过放大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施加政治压力。2012 年,他主导处理了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事件,通过多方协调促成其赴美,这一举措显著加剧中美双边摩擦。

此外,他还多次公开批评中国网络审查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在演讲中声称美国企业面临 “市场准入壁垒” 与 “强制技术转让”,将矛头直指中国政策,全力维护美国企业利益。即便推出缩短签证等候时间(从 100 天至 3 天)等便利措施,其核心目的仍是为了更便捷地监测中国科技动向,确保美国在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2013 年中美网络争端升级,骆家辉在回应美国对中国 “黑客攻击” 的指责时,表面呼吁对话协商,实则反复强调 “绝不容忍知识产权偷窃”,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技术防卫姿态。

在参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他虽组织美国企业团访华并签署合作协议,但始终在贸易失衡、投资壁垒等问题上对华发难,协议背后往往夹带维护美国利益的 “私货”。而这一切,都为他卸任后的商业布局埋下了伏笔 —— 多年的政府任职经历与对华人脉积累,早已成为他未来变现的资本。

2014 年卸任驻华大使后,骆家辉迅速投身商业领域,开启了 “中国捞金” 模式。2016 年,他加入 AMC 院线董事会,凭借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助力该公司在中国扩张布局;同年,他还进入 PATH 健康组织董事会,参与发展中国家项目,进一步拓展在华业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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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创办了私人咨询公司,为美国企业提供对华投资策略、政策解读等服务,利用政界积累的资源换取丰厚报酬。2020 年至 2021 年,他短暂担任贝尔维尤学院临时校长,管理 3 万名学生,维持着在公共领域的曝光度。

2023 年 11 月,他加入多尔西・惠特尼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专注于中美贸易法律事务,甚至通过视频会议参与上海分所的知识产权问题讨论,将对华业务推向新的高度。

在此期间,骆家辉还担任 “百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100)主席,该组织以推动华裔融入美国社会、促进中美理解为宗旨,但他在活动中往往偏向美国立场,将 “理解” 转化为美国利益的表达。

他曾多次强调自己是 “百分之百的美国人”,2009 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与 2011 年的北京就职演讲中,这一表述被反复提及,清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归属。

从州长时期利用华裔身份推动美国贸易,到商务部长、驻华大使任内打压中国企业,再到卸任后借助中美资源捞金,骆家辉的职业轨迹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却始终围绕 “美国利益” 这一核心。

这种 “从政时打压、卸任后捞金” 的模式,在华裔美国政客中并不罕见,它深刻揭示了血统与立场的分离 —— 华裔身份可以成为获取信任、拓展资源的工具,但绝不会凌驾于其国家认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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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家辉的经历,本质上是美国政治与商业体系的产物。他凭借个人能力在体制内步步高升,用精准的身份定位服务于国家利益,卸任后又将政治资本转化为商业价值。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他并未真正扮演 “桥梁” 角色,反而在不同阶段制造了诸多摩擦与障碍。

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是清晰的利益逻辑 —— 当打压符合美国利益时,他毫不犹豫地出手;当捞金能实现个人价值时,他同样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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