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口的卖花人
春天卖栀子，夏天卖茉莉，秋冬是百合和康乃馨。她从不说话，只是安静地整理着花束，像整理一整个季节的心事。我每天经过，从未买过——在这个连空气都需要付费的城市，浪漫是奢侈品。
直到那个暴雨夜。
加班到十点，PPT第十次被驳回。手机屏幕弹出最后一条信息：“我们部门不养闲人。”雨下得很大，隔着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整座城市在泪水里模糊。我想起三年前刚来时，以为努力就会被看见，善良就会有回响。
路过地铁口，她已经准备收摊。塑料布下只剩最后一束白玫瑰，花瓣边缘有些焦黄，像我这一天的心情。
“十块。”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
扫码付款时，我瞥见她手上的冻疮——深紫色的，在初暖的春夜里格外刺目。突然想起同事今天的话：“那个卖花的还在啊？真能熬。”语气里一半是惊奇，一半是怜悯，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
“你每天都来？”
“嗯。”她低头整理塑料袋，“下雨也得来，花不等人。”
“没人帮你看摊吗？”
她笑了，脸上皱纹像被揉皱的纸：“丈夫病了，孩子在老家读书。”说完又补充，“不过还好，这条街的保安让我在这儿摆。城管来了，他们还帮我打掩护。”
我想起白天会议上，部门总监刚否决了一个实习生的转正申请，理由是不够“狼性”。那时所有人都沉默，包括我。
雨小了。我抱着那束残缺的玫瑰，突然问：“会有人偷花吗？”
“有啊。”她平静地说，“上个月一个小姑娘，蹲在这儿哭了很久。最后趁我不注意，拿了一支向日葵跑了。”
“你追了吗？”
“追什么呀。”她摇摇头，“能为一支花不要脸的，得多难过。”
那一瞬间，地铁口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花瓣混合的气息。我想起很多事——想起刚工作时，我也曾在下雨天把伞递给陌生人；想起第一次拿到奖金，请全组喝咖啡；想起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和同事一起改方案，电脑屏幕的光照亮年轻的脸。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看得见残酷的“真相”？
隔壁公司的王总，上周破产了。消息传开那天，平时围着他转的人都消失了。但昨天我看见，公司楼下煎饼摊的大爷，硬塞给他两个煎饼果子：“欠着！等翻身了再还！”
还有保洁李姐。她儿子考上大学那会儿，全写字楼凑了红包。财务部最挑剔的张姐，偷偷往红包里多塞了一千。
就连此刻，地铁口的灯光下，卖花的女人正在数今天的收入——皱巴巴的纸币，很多是一块五块的零钱。她数得很仔细，数完后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借着路灯的光记着什么。
“记帐？”
“记人情。”她合上本子，“这条街上，早餐店多给我个鸡蛋，便利店让我接热水，水果店把快坏的水果便宜卖我……都得记着。”
本子的封面已经磨损，上面用圆珠笔工整地写着：“好人们。”
后来我常去买花。有时候是百合，有时候是向日葵。我们很少说话，但在那个地铁口，在那些短暂的交汇里，我重新学习相信一些东西。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女人突然要回老家了。最后一晚，她送我一小盆薄荷：“好养，记得浇水就行。”
“还会回来吗？”
“看情况。”她笑笑，皱纹在夜色里温柔，“但这条街我记着呢。好人多。”
薄荷如今长在我的窗台上。每天浇水时，我都会想起那个雨夜，想起她冻疮的手，想起那个写着“好人们”的小本子。
也许人性确有它的深渊，但也有光从裂缝透进来。我们记住残酷，是为了保护自己；但选择看见善意，是为了不辜负那些在黑暗里依然点灯的人。
就像那盆薄荷，在最普通的土壤里，向着光，安静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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