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秦国连续六世无昏君，为何还要花了135年才完成统一？|商鞅|嬴政|张仪|战国|秦国|秦孝公|魏国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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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贾谊在《过秦论》里写过一句震古烁今的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这里的六世，是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前356年）到秦始皇即位前的庄襄王（前247年），整整五代君主（算上秦始皇是六世），而从变法启动到统一全国（前221年），刚好135年。

很多人在读秦国的这段历史时，都会感叹一句“秦国运气真好啊”，居然一个昏君都没出，先是孝公变法图强、然后惠文王连横破纵、昭襄王远交近攻，连在位仅3天的孝文王都没乱搞事。

可是更让人疑惑的是：明明每代君主都在攒着劲儿要东出，为啥一群不昏的人，要花一百多年才啃下统一这块硬骨头呢？今天老达子就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六代君主的政绩

贾谊说的六世之余烈，从不是文人的夸张，翻开《史记》，每一代秦君的功业都写在干实事的细节里，没有半分虚浮。

第一个搭框架的人：秦孝公

《史记·秦本纪》里，秦孝公刚即位时的秦国，是“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弱国。东边被魏国占着河西之地，西边有义渠游牧民族骚扰，连中原诸侯会盟都不带秦玩。

于是他下了道震动天下的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一喊，喊来了商鞅。

商鞅变法的核心，《史记·商君列传》写得直白：“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意思就是种地种得好的，免徭役，打仗杀敌人多的，给爵位（斩一首者爵一级）。

十年后，“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到了孝公末年，连周天子都“致胙”（送祭祀用的肉，是周王认可诸侯霸主地位的最高礼），其他诸侯们也“毕贺”，秦终于从被鄙视的边缘国家，变成了没人敢惹的虎狼之邦。

第二个扩底盘的人：秦惠文王

很多人只记得他杀商鞅，但《史记》里藏着他的清醒：“诛商鞅，却不废其法”。

用张仪搞连横，破掉山东六国的合纵。

《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为秦破合纵，使诸侯西面事秦

然后又抢地盘，西并巴、蜀（把四川盆地变成秦的天府粮仓）、北收上郡（从魏国手里夺回陕北）、南取汉中（占了汉水上游，直接威胁楚国郢都）。
《史记·秦本纪》总结他的功绩：“遂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秦的大国骨架，在他手里第一次立了起来。

第三个通通道的人：秦武王

这哥们因举鼎而死成了一个梗，但《史记》里他的战略眼光一点不瞎。即位第一年就诛蜀相壮（平定蜀地叛乱，攥紧后方），接着伐义渠、丹、犁（打服西北游牧民族，解除侧翼威胁）。

最关键的是拔宜阳，宜阳是韩国的西部门户，也是秦东出函谷关的必经之路。《史记·秦本纪》说他派甘茂打了五个月，斩首六万才拿下。这一步，让秦的军队终于能顺畅开进中原，后来昭襄王能远交近攻，全靠武王铺的这条路。

第四个打残六国的人：秦昭襄王

在位56年的昭襄王，是六世里攒功业最多的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范雎给他献了远交近攻的妙计：“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也”。

他把这招用到了极致，不仅抢了上党，还把楚逼得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到他死时，秦已经占了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六国里最能打的赵、楚、魏都被打怕了。《史记》里“诸侯恐惧”四个字，就是他的成绩单。

最后两个稳局面的人：孝文王与庄襄王
孝文王在位仅3天，《史记·秦本纪》里就记了一件事：“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襃厚亲戚”，他没乱搞，反而安抚功臣、赦免犯人，稳定了朝局。

庄襄王在位3年，干的全是填拼图的实事，派蒙骜伐韩，拿下成皋、巩（今河南荥阳、巩义）；攻赵，取了三十七座城；打魏，拔了高都、汲（今山西晋城、河南卫辉）。

《史记》说他“初置三川郡”，把洛阳一带直接设为秦的郡，这一步，让秦的势力插进了中原腹地，离统一又近了一步。

这六代君主，没有一个躺平的：孝公搭框架，惠文王扩地盘，武王通通道，昭襄王打残六国，孝文王稳局面，庄襄王填拼图。每一步，都踩着《史记》里的实锤，他们不是好运没出昏君，是每一代都在盯着东出的目标，把力气攒成了一股绳。

等传到秦始皇手里时，秦的统一资本已经堆到了顶点：地盘占了天下三分之一，后方有巴蜀的粮仓，前方有畅通的东出通道，六国里能打的都被打残了，这才有了后来振长策而御宇内的底气。

为什么无昏君还需要135年呢？

看完六代秦君的干实事清单，很多人会问：既然每一步都踩对了，为啥还要等一百多年？答案藏在《史记》里那些不显眼的细节里，统一从不是堆功业的加法，而是攒家底的乘法，那些需要时间沉淀的慢变量，才是决定速度的关键。

第一个慢变量：变法不是一键重启，是社会结构的换引擎。

商鞅变法的核心，不是改几个政策那么简单，而是把秦国从贵族主导的分封制，生生掰成君主主导的军功官僚制，这相当于把一辆马车拆了重装成汽车，不是换个轮子就行，得动整个车架。
比如废井田、开阡陌，表面是承认土地私有，实则是把贵族手里的封地收归国家，让农民直接向国家交税。这等于断了贵族的财路，所以《史记·商君列传》里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连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都因犯法被割了鼻子。

秦孝公在世时能压着贵族，可孝公一死，贵族立刻反扑杀了商鞅。但商鞅聪明在把变法变成制度惯性：比如军功爵制，只要农民打仗能拿爵位、分土地，就会拼命支持，这不是一代能养成的共识。

到秦惠文王时，虽然杀了商鞅，却保留了军功爵，因为他知道，贵族的怨恨能压，可农民对军功换土地的期待，已经成了秦国的基本盘。这种社会转型，花了三代人才真正定型。

第二个慢变量：地盘不是占了就有用，是资源转化的效率。

秦惠文王并巴蜀（前316年），很多人觉得是捡了个天府之国，可《史记·河渠书》里却说巴蜀的土地要变成粮仓，得先修水利，直到秦昭襄王时（前256年），李冰才修成都江堰，把水旱无常的巴蜀变成沃野千里。

再比如秦武王拔宜阳（前307年），宜阳是韩国的西部门户，也是秦东出的必经之路，可占了宜阳没用，得把宜阳的铁山变成秦国的兵器，得把宜阳的通道变成运粮的补给线，这些都需要时间。

没有几十年的资源转化，占再多地盘都是空壳，就像你买了块地，得翻土、施肥、浇水才能种庄稼，秦国的地盘扩张，本质是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张，而这个扩张，需要时间。

第三个慢变量：人才不是召之即来，是制度养出来的。

秦国的能臣辈出，从不是运气好，而是求贤令持续了六代的制度结果。秦孝公的求贤令喊来了商鞅，秦惠文王用张仪破合纵，秦昭襄王用范雎定远交近攻、用白起打长平，这些人才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求贤政策的积累效应。

比如白起，《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里说他“起自卒伍”，从普通士兵一步步升上去，靠的是斩首一级升一级的军功爵制。这种从底层爬上来的将领，比贵族子弟更懂士兵、更会打硬仗，可白起从士兵到武安君，用了三十年。

没有军功爵制的人才培养机器，没有几十年的求贤积累，秦国不可能有代代出能臣的局面，而这个机器的运转，需要时间。

第四个慢变量：文化认同不是打出来的，是渗透出来的。

秦国的先天短板是出身，中原诸侯都把秦当西戎，连会盟都不带玩。要统一，光靠打仗没用，得让山东六国认同秦是正统。
比如秦惠文王称王（前325年），不是想过王瘾，而是在向中原刷存在感，你周天子能称王，我秦国也能，秦昭襄王称帝（前288年），虽然后来因诸侯反对取消，但也是在试探天下共主的可能性。

到秦始皇时，他用五德终始说（秦为水德，代周火德）证明秦代周是天命，这些都是文化渗透。没有一百多年的文化铺垫，即使灭了六国，也会像项羽一样分天下，而这种渗透，也需要时间。

合纵曾让秦国不敢出函谷关十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战国后期的山东六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秦兵一来就望风而逃。但翻开《史记》，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六国从不是软柿子，他们的合纵反击曾让秦国整整十年不敢出函谷关，甚至一度逼得秦惠文王割地求和。

《史记·苏秦列传》里，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时说过一句扎秦心的话：“六国之地五倍于秦，卒十倍于秦，若并力西向，秦必破矣”。这句话不是空话，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孙衍（犀首）牵头的五国合纵（楚、韩、赵、魏、燕，加上齐国暗中支持），直接杀到了函谷关下。
《史记·秦本纪》里记载这场战役的结果：“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斩首八万二千”，看起来秦赢了？但《史记·魏世家》补了关键细节：五国联军虽败于修鱼，但秦国也被打怕了。

后来齐韩魏又攻入函谷，秦惠文王不得不主动归韩之武遂、魏之封陵（把之前占的韩国武遂、魏国封陵还给两国），目的就是破合纵，如果不是合纵真的威胁到秦国，秦根本不会吐出到嘴的地盘。

但为什么合纵最终没挡住秦？《史记·张仪列传》里张仪说过一句扎心的话：“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卒十倍于秦，然为秦所制者，畏秦也，非能同心也。”
比如公元前287年，苏秦第二次合纵（齐、楚、赵、魏、韩），五国联军打到函谷关，可齐国却偷偷留力，因为齐想先灭宋国，不想和秦拼消耗，楚国也在观望，他怕秦报复，而韩、魏则想占便宜，只出少量兵力。结果联军攻秦不克，反而被秦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