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三七年,这年头咸阳城的冬天特别冷。

城门口有个中年大叔,穿得破破烂烂,正哆哆嗦嗦地收拾行李。

这人就是李斯。

当时的场面那叫一个壮观,不光是他,整个秦国到处都是被赶着走的“外地人”,赵国的、魏国的、楚国的,不管是读书的还是打铁的,只要户口不在秦国,通通限期滚蛋。

这就是历史上那个著名的“逐客令”。

谁能想得到啊,这会儿在寒风里被当作垃圾扫地出门的落魄大叔,后来竟然成了大秦帝国的丞相;更离谱的是,他包袱里那份准备递上去的信,硬是在悬崖边上把秦国拽了回来,直接定下了中国以后两千年的规矩。

这事儿吧,说起来挺黑色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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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懂秦国为啥能把六国全给灭了,光看打仗杀人没用,得看这场发生在公元前二三七年的“职场大清洗”。

导火索是个叫郑国的韩国人。

那时候韩国被秦国揍得快不行了,韩国领导层一合计,想出个损招:派个顶级水利专家去秦国,忽悠秦王修一条超级大运河。

这工程要是干起来,那是真烧钱,目的就是把秦国的国库掏空,让秦兵没钱买粮草,这就叫“疲秦之计”。

郑国这人也是真有本事,凭着过硬的技术,愣是混成了秦国的首席工程师。

结果呢,纸包不住火,间谍身份暴露了。

这下好了,秦国本土的那帮老贵族彻底炸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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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得理解这帮老秦人的愤怒。

你想啊,这几百年来,秦国朝堂上站着的全是“空降兵”。

商鞅是卫国人,张仪、范雎是魏国人,吕不韦也是卫国人。

这些外地人在秦国吃香的喝辣的,封侯拜相,而老秦人呢,只能在战场上拿命去填。

这就是典型的“本地帮干不过外来户”,谁心里能平衡?

现在好了,抓住了郑国这个实锤的间谍,本土势力算是逮着理了,天天围着年轻的秦王政念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帮外来客卿都是白眼狼,必须全赶走!

秦王政那时候毕竟年轻,也就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被家里长辈逼得没办法,大笔一挥,签了那道差点把秦国搞死的逐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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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历史这玩意儿,最喜欢跟人开玩笑。

六国为什么完蛋?

因为他们手里有人才,但是当废品扔;秦国为什么赢?

因为它就是个没有感情的“人才收割机”。

咱们把时间轴拉长一点看,战国这二百多年,其实就是六国拼命把自己的脑子往秦国送的过程。

这就是一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人才内卷”。

在山东六国,想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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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啊,先查查你爹是谁。

你是公室子弟,哪怕脑子里全是浆糊也能当高管;你是一介布衣,哪怕本事再大也只能当个跟班。

这种看血统不看本事的制度,制造了一大堆“职场弃儿”。

就说商鞅吧,在魏国的时候,当时的相国公叔痤临死前拉着魏王的手说,这人要么重用,要么杀掉,千万别放走。

结果魏王当耳旁风,觉得公叔痤老糊涂了。

张仪在楚国更惨,被人怀疑偷了玉,吊起来打得半死。

范雎在魏国被诬陷通敌,肋骨都被打断了,牙也打掉了,最后是装死被人卷在席子里扔厕所才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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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老家受尽了委屈,心里那火憋得,就想找个地方报仇。

这时候的秦国是个什么存在?

秦国就一个目标:想变强,想活下去。

于是,秦国不但收留了这些“弃子”,还给了他们砸烂旧世界的锤子。

商鞅到了秦国,那不仅仅是变法,他是把秦国从一个讲血缘的部落,硬生生改造成了一个只认人头的战争机器。

他把世袭特权全废了,告诉老百姓:想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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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去砍敌人的脑袋,砍得越多官越大。

这招太狠了,直接给了底层人一条通天的路,也把六国贵族的优越感踩得稀碎。

接着是张仪,这个被楚国毒打过的魏国人,全靠一张嘴,把六国那个看似铁板一块的“合纵”联盟忽悠瘸了。

再到范雎,他提出的“远交近攻”,直接给秦国画好了吞并天下的路线图:别瞎打,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邻居吃掉。

说回到公元前二三七年的城门口。

李斯没走。

他要是走了,秦国也就是个二流强国,六国还能再苟延残喘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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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那写下了那篇牛得不行的《谏逐客书》。

要是当年秦穆公也搞地域歧视,秦国早就在那个穷山沟里凉透了。

这信最绝的地方在于,它直接戳中了秦王政的野心。

李斯就是告诉秦王:泰山不挑土,所以能那么高;大海不嫌水脏,所以能那么深。

你想吞并天下,心胸就不能只有咸阳城那么大点儿。

要想当老大,就得有容得下天下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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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看完这信,立马展现出了千古一帝的素质。

他不但废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了回来,甚至连那个已经确认是间谍的郑国,也让他继续干活。

这事儿的结局讽刺到了极点:郑国确实是韩国派来的间谍,但他修成的“郑国渠”,引着泾水往东流,把关中四万多顷盐碱地全变成了肥得流油的良田。

这本来是想拖垮秦国的烂尾工程,结果反倒成了秦国的“超级粮仓”。

以后秦军东出打仗,再也不用担心没饭吃了。

那个想搞死秦国的计划,最后变成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后勤加速器”。

郑国自己后来都感叹:“我虽然给韩国续了几年的命,但也给秦国建了万世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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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秦国制度的可怕之处——它甚至能把敌人的阴谋,转化成自己变强的燃料。

从商鞅搞制度,到张仪、范雎搞外交,再到郑国、李斯搞基建和顶层设计,这一连串的关键节点,全是一帮“外国人”干的。

秦国能统一,说白了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家族企业制度”的降维打击。

六国因为排外和守旧,亲手把这些能改天换地的大神,一个个打包送到了秦国手里。

当秦军的铁骑最后踏平六国都城的时候,那些亡国的贵族们估计到死都不明白,真正干掉他们的,不是白起王翦手里的大刀,而是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他们一脸傲慢赶走的那个卫国小伙、那个魏国穷书生、那个楚国小吏。

秦国的胜利,根本不是赢在拳头硬,而是赢在格局大。

它证明了一个特别朴素但又特别残酷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打破地域和出身的偏见,谁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谁才有资格定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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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六国当成垃圾扔掉的“弃子”,最后在咸阳的宫殿里,给这个旧世界掘好了坟墓。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

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