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天,父亲在福地水库给生产队出工,拉架子车下坡时翻了车,摔断了一只胳膊。家里没钱医治,他只能吊着绷带,用一只手干些轻省农活,生产队每天给算半劳力的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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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小脚女人,只能在家里喂猪喂鸡、拉扯三个孩子、操持家务。全家就指着父亲一个人挣钱,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那时候生产队一个工分才值一角钱——搁现在也就相当于十块吧,还得等到年底才能兑现。

我在五里镇中学读初二,眼瞅着九月份就要开学了。那年我十五岁,弟弟十二,妹妹九岁,三个孩子都要报名上学、买文具。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母亲迈着一双小脚到处去借。可那会儿家家都难,她跑了大半天,愣是一分钱没借着。

家里人商量,让我辍学回家种地,好歹保住两个小的念书。我学习成绩还不错,班里前五名,可看着家里这副光景,也只能含着泪答应了。

那会儿我虽然十五了,可家里日子紧巴,我营养不良,瘦得细高,村里人都叫我“麻杆”。去生产队报到那天,队长瞅着我直叹气:“你学习那么好,可惜了啊!”

就这样,我跟着社员下地了。头一天是薅稻子,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干得一点不比大人慢。可晚上记工分,会计还是给我算半劳。我叹口气,也只能认了。

那些日子,我起早贪黑,薅草、挑水、拉粪,手上磨出了泡,肩膀压得红肿,一声苦都没叫过。我就想干出个样子来,让会计给我改记全劳的工分。

有天晚上,李大民大哥来串门。他在朝鲜战场上伤了左腿,复员后在生猪收购站干活,虽说不是正式工,可比种地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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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比我大十来岁,腿有点瘸,一直没娶上媳妇。收购站离我家不远,他没事就爱来借我的小人书看,要不就听我讲《三国》《西游记》的故事。一来二去,我俩就处成了铁哥们儿。

他一进门,我爸妈赶紧张罗着让座倒水。我爸打趣他:“好些天没见你了,是不是忙着搞对象呢?”

大民一口气喝完一碗茶,叹口气说:“对象还在天上给王母娘娘织布呢,联系不上。今儿来也没别的事,就是听说婶子四处借钱怪难的。我想着让我这小兄弟去送猪,挣点学费。”

那时候从镇上到县上只有一条修了半拉子的土路,坑坑洼洼,晴天扬土,雨天和泥。收购站每收一批猪,就雇人赶着从这条路上送往县副食公司的养猪场。

当时,两人送一趟十五头猪,能挣十块钱——那会儿普通干部一个月才挣三十来块,一人分五块可是笔大钱。

赶猪都是天黑后走,没有干扰,猪也胆小老实。前头一个人“唠唠唠”叫着引路,后头一个人拿着鞭子赶,五十里路,歇个五六回,天亮前就能到。

我爸妈听了又高兴又担心——那会儿道上还有狼,村里常有猪羊被咬的事。

大民笑了:“您们放心,这一路都是些土狼,我有招。这几年送猪,从没让狼得手过。再说了,我亲自带着小兄弟去,还有啥不放心的?当年美帝我都不怕,还怕个狼?”

这么一说,我爸妈才算放了心。

转天晚上八点,天晴月朗,正是赶猪的好时候。大民带了些杂粮馒头,又塞给我一个军用水壶,里头装着蜂蜜水,说这一路十来个钟头,免不了渴了饿了。还带了两条狗,一黄一黑,给咱们壮胆。

我爸妈也来送行。我拿着一根绑了三个小铃铛的竹竿走在前头,边摇边“唠唠唠”地叫着,后头跟着十五头大肥猪。大民拿着根粗棍子押后,两条狗很自觉地在两边护着。就这样,我们从镇南门出发了。

猪们慢悠悠地走着,跟人散步的步子差不多,哼哼唧唧地跟着我。两条狗前后跑着维持秩序,偶尔有猪跑偏,狗就冲上去把它咬回来。

我们一路悠悠晃晃,平安地走了十多里,在一片比较宽绰的路边歇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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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抽着烟不说话,猪都老老实实地趴着。我四处瞅了瞅,风吹得路边小树哗啦啦响,心里直打鼓,小心翼翼地问:“大民哥,咋还不见狼呢?”

大民乐了:“傻小子,急什么?狼不来不是更好?它们后半夜才出动呢,别怕。要是狼来了,狗的耳朵尖,会给咱们报信的。”

顿了顿,他又正色道:“你爸妈身体不好,拉扯一大家子不容易。你弟弟妹妹还小,光知道玩。你得懂事,多帮衬着家里。你学习好,别停学,好好念书。你家有难处,我能帮就帮一把。”

大民一席话,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大民跟我非亲非故的,这么帮着我们家,我这心里……我哽咽着说:“哥,我以后一定报答你……”

大民站起来拍拍我:“说啥报答不报答的,走吧,歇了十来分钟了,还得赶路呢。夏天热,猪也怕热,趁着凉快慢慢走,人不累猪也不累。”

就这么走走歇歇,走了大概三十来里。过了马塬畔,突然两条狗冲着路边叫起来,猪也机灵,一下子挤成一团不走了。

我的心“咚咚”直跳,往路边看,黑乎乎一片,啥也看不清,只看见几点绿莹莹的光,在草丛中晃动,跟萤火虫似的,瘆人得很。

“嗵嗵”两声响,狗不叫了,那些绿光也不见了。原来大民往路边扔了两个大爆竹,把狼吓跑了。他大声说:“别怕,这不跑了嘛!”

我们赶紧吆喝着猪继续赶路。走不了一会儿狼又来了,大民就再放爆竹,两条狗也仗着人势追出去老远。就这么一路走走停停,狼远远地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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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离县城还有十里地,天亮了。我们歇下脚,回头一看,狼还在后头蹲着,跟我们对峙。数了数,也就五六只,像是一家子。

歇够了往前走,到了离县城四五里的杨湾,鸡叫狗咬,炊烟升起来了,不远处的国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川流不息。狼大概觉得没指望了,就没再跟上来。

早晨七点来钟,赶了十一个钟头的路,我们终于把猪赶进了县副食公司的养猪场。

大民进去跟一个络腮胡子办了交接,然后我们出来找了家公共食堂,一人要了碗胡辣汤,把带的杂粮馍掰碎了泡进去,凑合着吃了早饭。

我是头一回来县城。大民把我拽到僻静处,塞给我五块钱:“这是你的辛苦钱,拿好。我带你逛逛商场,给你爸妈买点啥带回去,这可是你头一回挣钱呢!”

我推辞说给多了,大民脸一板:“你家有困难,我就能帮这么多。你再客气,下回我可不带你来了。”

拗不过他,我把钱收下了。在县百货公司,给我爸买了两盒最便宜的“羊群”烟,一盒七分钱;给我妈买了条最便宜的方头巾,一块二毛钱——她冬天老感冒,就是缺这个;给弟妹买了半斤蛋黄饼干,四毛钱。统共花了一块七毛四分。

下午两点多,我们走回镇上。一进门,我高高兴兴把剩下的三块多钱交给妈,心里觉得自己长大了,能给家里挣钱了,油然而生一股骄傲。

谁知我爸心疼地说:“我抽旱烟就行,花那钱干啥?”

妈也不太满意,责备我:“我这几十年没头巾不也过来了?离冬天还早着呢,你急着买头巾干啥?也不分个轻重缓急。”

我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我知道家里的难处,也不能怪爸妈。两个不懂事的弟妹抢着吃饼干,妈赶紧收起来锁柜子里。

然后她走过来,轻轻摸着我的头说:“你有这份心意,妈和你爸都明白。报恩的事,等你以后有出息了再说。”

晚上,大民又来了。他跟我说:“看你给你家人都买了东西,就你自己啥也没买,哥心里不是滋味。我光棍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给你买了个笔记本,好好念书!”

那会儿,困难年代,物资紧张,送个硬皮笔记本是最体面的礼了。

说着他又掏出十块钱给我爸妈:“让我兄弟接着念书吧。这钱算是下两趟送猪的定金,我争取把日子都安排在星期六,不耽误他上学。”

我爸妈听了,又是感动又是欣慰。他们知道,大民是真心实意帮着我们家解决孩子念书的事。

在那个穷乡僻壤,孩子们要想跳出农门,唯一的出路就是念书——念出来,参加工作,才有指望。

九月的钟声敲响了。开学前我又去送了一趟猪。新学期开始,我和弟妹高高兴兴地跨进校门,报了名,领了新书新本子,心里头满是对未来的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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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那些跟狼斗智斗勇的夜晚,我真是感慨万千。

那崎岖的山路,紧追不舍的狼群,还有大民哥结实的背影,都刻在我心里头,成了一辈子忘不掉的记忆。

正因为这份艰辛,我更懂得珍惜上学的机会,也更懂得感恩。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用功读书,不能辜负大民哥的这份情义。往后,我要带着这份感恩的心,踏踏实实往前走,去奔自己的前程。

2001年8月12日写于西安警苑饭店 今修改发出 图片由AI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