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这只是中国对越南的短期惩戒行动，中方未获取实质收益便撤军。
但随着历史档案逐步解密，包括美国战略家在内的国际观察人士逐渐认识到，中国通过这场自卫反击战获得的战略价值，远超表面所见，其背后体现的地缘战略考量，深刻影响了后续地区格局演变。
此战爆发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地缘环境严峻：北方面临苏联重兵压境的威胁，南方越南在 1975 年完成统一后，扩张野心日益膨胀，不仅频繁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发动炮击，还推行排华政策，逼迫大批华人流亡中国，更于 1978 年底出兵入侵柬埔寨，试图主导中南半岛局势。
同时，越南与苏联签署同盟条约，允许苏联舰队进驻金兰湾，形成对中国的南北夹击态势，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与地区稳定。
当时的越南凭借击败美国的战绩，自称 “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气焰嚣张。
面对越南的持续挑衅与苏联的战略围堵，中国多次提出警告但均无效，为捍卫国家主权、边境安全，打破地缘封锁，中国被迫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目标并非占领越南领土，而是惩戒侵略者、遏制越南扩张势头，同时试探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底线。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国边防部队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发起自卫反击，东线部队直取谅山，西线部队进攻老街。
越军依托当地山区地形构筑防御工事，凭借实战经验顽强抵抗，中方则在作战中暴露了装备、通信等方面的不足，如坦克在复杂地形机动受阻、部队协同效率受影响等。
但中方凭借强大的炮兵火力覆盖与步兵的英勇作战，逐步肃清越军据点，2 月 27 日对谅山发起总攻，3 月 5 日攻克谅山市区，摧毁越军在北部的核心指挥体系。
为避免战争扩大化、坚守自卫反击的正义立场，中方未向越南腹地深入，于 3 月 16 日全部撤回国内，以有限作战达成了战略目标。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曾分析，这场战争深刻暴露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短板。
苏联虽高调宣称援助越南，却始终未派遣一兵一卒，仅提供武器装备支持，这种 “口头强硬、行动疲软” 的表现，不仅让越南深感失望，也让国际社会看清了苏联对东南亚影响力的局限性。
中国借此成功打破了苏越同盟形成的战略包围圈，缓解了南北夹击的地缘压力，为国内发展创造了稳定的边境环境。
基辛格评价认为，中国以一场有限战争换来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客观上加速了苏联霸权的衰落进程。
而这场自卫反击战的战略红利逐步显现：苏联因长期援助越南消耗了大量国力，再加上后来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国内经济与政治危机加剧，为最终解体埋下伏笔。
越南的扩张野心被彻底遏制，长期陷入边境防御的军事消耗中，国力日渐空虚，经济发展停滞，最终于 1989 年从柬埔寨撤军。
而中国则彻底摆脱了南北夹击的地缘困境，赢得了长期稳定的边境环境，得以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
外交层面，此战也推动了中国外交格局的优化。
1979 年 1 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并促成中美正式建交，此次访美为中国营造了有利的国际氛围。
面对苏越同盟的扩张，美国虽表面保持中立，但实则乐见苏联势力受挫，战后中美在技术、经贸等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化。
同时，中国的自卫行动也让东南亚国家认清了越南的扩张本质，间接推动了地区力量平衡，遏制了地区动荡。
1991 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同年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终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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