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的那个大雪夜，溪口老家的风特别硬，吹得窗户纸哗哗响。
蒋介石缩在书房里，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在一本旧日记上写下了六个字：“当日事，今成空。”
那时候淮海战场的炮火刚停，杜聿明几十万大军就像那场雪一样，落进地里化没了。
但这会儿让蒋介石心里发堵的，不是眼前的败仗，而是三年前那场看似赢了的“饭局”。
他在日记里翻到了1945年的那一页，上面那一笔“共军散乱，一捂足矣”的豪言壮语，现在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
历史最狠的地方就在这，它总是在你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悄悄把桌子给掀了。
把时间倒回1945年8月，这事儿真不能全怪老蒋轻敌。
那时候日本投降得太快了，快到大家都懵了圈。
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全在大西南的大山里躲着，而日本人占着的沿海城市和华北平原，那就是一大块没人认领的肥肉。
这时候蒋介石面临着一个挺尴尬的死局：名义上他是老大，但他手里没车没船，兵运不出去。
如果不打，那就在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肯定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是立刻开打，他又够不着。
这就像是一桌满汉全席摆在面前，但他手里只有一双两米长的筷子，怎么夹都费劲。
老蒋毕竟是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手，脑子转得快。
他想了一招“拖字诀”：一边赶紧让美国爹派军舰飞机运兵，一边给延安发那个著名的“万急”电报。
这招棋那是相当阴损，要是毛泽东不来，那就把“不要和平”的屎盆子扣过去，然后名正言顺地开打；要是毛泽东来了，那就更好办了，那是到了人家的地盘，怎么捏扁搓圆还不是看心情？
当时国民党内部那是自信心爆棚，觉得这就是一场单方面的政治碾压。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以为延安那边会找借口推脱的时候，毛泽东真的来了。
8月28日那天，九龙坡机场那个热闹劲儿，简直了。
那架绿皮的李-2运输机刚落地，重庆的老百姓就沸腾了。
几千人涌上街头，就为了看一眼这位“弥天大勇”的人物。
当时有个记者在笔记里写，人群里有人喊“毛先生是来救命的”。
这五个字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估计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在人心这笔账上，蒋介石还没开始算，就已经输了个底掉。
接下来的43天，可以说是近代史上最烧脑的心理战。
谈判桌上那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在顶着，而在谈判桌外，蒋介石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老哥天天观察毛泽东，还在日记里煞有介事地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居然是“性情阴柔，终难大成”。
你看这事儿闹的，他完全是用那种旧军阀看人的眼光，去打量一个现代革命党的领袖。
他觉得人家说话温和、谈判隐忍是软弱，却不知道这叫“手里有牌，心中不慌”。
他太迷信自己手里那几百万美械装备了，也太迷信那一叠叠漂亮的集团军编制表了，压根就没看懂此时东北黑土地上，另一种力量正在像野草一样疯长。
就在老蒋忙着在重庆搞“政治秀”、摆拍合影的时候，延安那边的策略那是相当清晰：你谈你的，我打我的。
在重庆，那是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在华北和东北，解放军正忙着接收日伪军的装备，扩充地盘。
等到《双十协定》签字的时候，虽然纸面上国民党好像占了便宜，但在战略布局上，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那个惊天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说白了，蒋介石以为是用谈判拖住了毛泽东，结果是人家用谈判麻痹了他，顺便把家底都给搬空了。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10月11日的清晨。
那天早上，蒋介石破天荒地请毛泽东吃了个早饭。
这顿饭吃得那是相当简单，牛奶、咖啡、小面包，再加上几片火腿。
据当时的侍卫回忆，那气氛尴尬得让人想抠脚指头。
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这所谓的“和平协定”就是一张废纸，真正的硬仗马上就要开打。
就在吃最后一片火腿的时候，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蒋先生，保重身体，山高路长。”
这话放在当时，蒋介石估计心里还在冷笑：手下败将，哪来的路长？
他当时只是矜持地点了点头，依旧端着那个领袖的架子。
这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往往就是一个人走向深渊的开始，因为他连低头看一眼脚下悬崖的机会都放弃了。
要是那时候蒋介石能穿越，他应该去看看三年后的淮海战场。
看看那个不可一世的杜聿明是怎么在战俘营里叹气，说“蒋先生看错了人，也看错了军”；看看他那些引以为傲的“王牌军”，是怎么在老百姓的小推车面前土崩瓦解的。
蒋介石输就输在认知的维度上。
他还在那玩传统的帝王权术、拉帮结派、指望洋人，而他的对手早就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上，把最广大的老百姓都发动起来了。
这哪是对等的较量啊，这就是降维打击。
那个清晨的早餐，其实就是两个时代的诀别。
当飞机轰鸣着起飞，震散了嘉陵江边的雾气时，蒋介石站在露台上，看着飞机消失在云里，转身对秘书长叹了口气：“就这样吧。”
他以为只是送走了一个麻烦的政敌，殊不知，他刚刚亲手放走的，是给自己王朝掘墓的人。
那本记录了他无数算计和自信的日记，最后成了嘲笑他短视的最有力证据。
那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清晨，之后漫长的黑夜里，他只能在那个海岛上，一遍遍回味这几秒钟的错愕。
飞机远去，山城依旧雾气蒙蒙。
只是那一刻起，中国的命运罗盘，已经悄悄换了方向。
参考资料：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1945-1948年手稿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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