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西贝的衰落，再聊一个话题。
西贝在年关前坠入了寒冬，而这一切，始于一次对网络舆论的冲动应战，一次将企业尊严置于顾客感受之上的决策。
当领导者在情绪支配下做出选择时，权力的悲剧齿轮便已开始转动，它从不局限于一家企业的会议室，而是一部贯穿文明史的沉重主题。
权力的真正危险，在于它创造的是一种可怖的宁静。
它将领导者置于一座回声壁垒森严的宫殿，外界真实的呼喊、痛苦的呻吟、危机的逼近，传达到王座时，都已被过滤、修饰、柔化为符合他预期与尊严的奏章。
这种宁静不是太平，而是认知的彻底孤立。
明末的崇祯皇帝，便是在这样的宁静中走向煤山。他收到的战报永远在说流寇渐平，国库账目看似仍有腾挪余地，任何直言危机的大臣都迅速消失于宫墙之外。
于是，他真诚地相信自己仍在操控局面，每一个杀伐决断，包括自毁长城处死袁崇焕都显得合理而必要。
他不知道饥饿的农民军队已浩如烟海，不知道关外的敌人已磨利刀剑，更不知道自己的圣旨出了京城便成一纸空文。
这种因绝对权力而生的信息绝境，使得任何决策都成为在黑暗中向虚空的挥剑，看似勇武，实则是系统性的癫狂。
在权力的寂静中，个人的情绪会被放大为历史的雷霆。
寻常人的一怒，或许止于口角；但权力巅峰者的一怒，则需要山川大地来承受其重。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传奇，其内核是一个被权力异化了的灵魂。
镇守山海关的他，早已不是普通将领，他的个人荣辱与数十万大军的命运、王朝的兴衰紧密绑定。
当李自成的部下触犯他的尊严（无论是以夺妾还是折辱其父的形式），那份羞辱感在权力的催化下，不再是一个男人的私愤，而膨胀为一种需要调动历史进程来洗刷的天下之大辱。
引清兵入关，便是在这种极致情绪驱动下，用整个华夏的未来作为赌注，为自己受挫的威严进行的疯狂复仇。
他误以为自己在做一场政治交易，实则是他个人的情绪怪兽，在权力的加持下挣脱了所有现实与道义的锁链。
更深刻的悲剧在于，权力会引诱它的主人，去扮演人间的神明。
当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毫无阻滞地转化为百万人的行动，他便容易产生一种幻觉：自己思想的边界，就是世界可能性的边界。
隋炀帝杨广便是此幻觉的祭品。开凿运河、三征高丽、巡游天下，这些庞大工程在蓝图阶段，无疑闪耀着超越时代的雄才伟略。
然而，问题不出在蓝图，而出在权力让他失去了感知成本与痛苦的能力。
在他的认知里，没有民夫累死的具体面孔，没有家破人亡的凄厉哭声，只有大业功成的壮美图景和后世颂扬的预期回响。他将活生生的、会痛苦、会反抗的亿万苍生，简化为了实现其个人历史史诗的、无生命的数字与耗材。
这种将自我意志绝对神圣化、将现实工具化的冲动，是权力催生的最高阶、也最可怕的疯狂。它导致的不是一时的失败，而是文明根基的动摇。
从西贝会议室里一次情绪化的公关决策，到历史上这些倾覆王朝的致命抉择，其内核是同一种病理：权力在给予人决定他人命运能力的同时，也系统性剥夺了他做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真实反馈。
领导者最终会活在一个由服从、谄媚和自我辩护构筑的闭环里，所有的信息都在证实他的英明，所有的障碍都被解读为敌人的恶意。
于是，冲动不再是一个性格瑕疵，而是这种闭环系统中必然产生的行为模式——因为世界已被他简化为自身意志的延伸，那还有什么必要迟疑、谨慎与敬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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