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前雅加达特区省长阿尼斯在人民运动组织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场震撼性的演讲。
这一论断不仅挑战了公众对森林破坏的普遍认知，更将矛头直指印尼的环境治理体系本身——究竟是非法活动猖獗，还是法律制度本身成为了系统性生态破坏的“合法化工具”？
阿尼斯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数据显示，印尼97%的森林砍伐是合法的。”
他认为，频繁发生的洪灾不应简单归咎于“非法伐木”，因为问题根源在于被制度许可的、大规模的商业开发。
阿尼斯进一步揭露，59%的森林面积消失直接发生在公司特许经营区内，包括棕榈油种植园、采矿作业和木材种植园的开发。
演讲的核心是阿尼斯对印尼现行环境法规的根本性质疑。
他向在场的干部提出了振聋发聩的问题：“我们的规章制度是否正确？还是说，我们的法律法规正是生态破坏的主要根源？”这一追问直接挑战了印尼环境治理的基础逻辑。
阿尼斯分析了问题本质：如果森林损失主要由非法活动造成，那意味着执法不力；但现实是，97%的破坏都持有完整许可，这说明问题出在法律法规本身的设计与授权。
他强调：“这是法律法规的问题，我们需要坦诚地说，问题不仅仅在于人们的违法行为。”
这种“制度性破坏”的机制在于，现有规则体系为了优先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开发，为商业利益开辟了“合法破坏”的路径。
阿尼斯警告：“问题在于，这个体制允许以发展的名义进行破坏，不排除其中存在腐败行为。”这暗示了法律漏洞、监管捕获和权力寻租可能共同构成了一个允许生态代价被“合法”转移的体系。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产量占全球总量近60%。
该产业的扩张被视为森林损失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尽管存在“印尼可持续棕榈”认证体系，但阿尼斯揭示的现实表明，许多种植园的建立都伴随着合法的森林转化许可。
环保组织“森林观察”2025年的报告指出，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许多大型种植园公司确实持有政府颁发的土地转换许可证，但这些许可证的发放往往基于有缺陷的环境影响评估，或在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进行。
这种“合法的”林转农导致了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包括猩猩等濒危物种栖息地的丧失。
长期以来，“发展”被视为硬道理，资源开采和土地转化被当作减贫和创造就业的捷径。
阿尼斯指出，这种以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正在积累巨额的“生态债务”——频繁的洪灾、日益严重的雾霾、土壤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崩溃，最终将反过来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
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较十年前增加了三倍，其中许多重灾区与森林覆盖显著下降的区域高度重合。
这印证了阿尼斯的观点：当破坏是“合法”且系统性的时，其后果将由全社会共同承担。
阿尼斯的揭露并非为了制造绝望，而是为了推动根本性反思。
他暗示，解决之道在于系统性改革：重新审视和修订那些为破坏铺平道路的法律法规，确保发展政策与生态边界相协调，并建立真正的问责机制。
阿尼斯的演讲，犹如投进印尼环境政治深潭的一颗石子。
他揭开的不仅是97%这个惊人的数字，更是一个国家在追求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深刻制度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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