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73岁，退休在家快二十年了。每当整理旧物，看到那个褪色的红布包，心里就翻江倒海。那里面裹着一张泛黄的纸片，是1972年我在陕北下乡时，一个被批斗的老地主临终前偷偷塞给我的——谁也想不到，那竟是一张瑞士银行的存单。

1972年，我刚满18岁，高中没毕业就响应号召，跟着知青队伍到了陕北榆林的一个小山村，叫李家坳。村子穷得叮当响，黄土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枣树，村民们住的都是土窑洞，吃的是糠窝窝就咸菜。我们知青点住了六个年轻人，三男三女，每天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割麦、耕地、挑粪，累得倒头就睡，手上磨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子。

村里有个特殊人物，叫李守业，是个老地主。听说他年轻时家里有几百亩地，还有骡马成群，后来土改时被斗倒了，田地家产都被分了，老伴也在批斗中没了，就剩他一个人，住在村头最破的一孔窑洞里，孤零零的。那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气正盛，老地主是重点批斗对象，村里开批斗会，他总是被拉上台，挂着牌子，低着头，任凭村民们唾骂、批斗。

知青们都被告诫不要跟他来往，说他是“阶级敌人”，思想反动。一开始我也怕，每次路过他的窑洞，都绕着走，不敢跟他对视。可时间长了，我发现这老地主跟传说中不一样。他虽然年纪大了，背也驼了，但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补丁摞补丁，却洗得发白透亮；他的窑洞虽然破，里面却整整齐齐，炕上铺着一层干草，墙角堆着几本旧书，用布包得严严实实。

有一次，我在山上割麦，不小心崴了脚，疼得站不起来。社员们都忙着干活，没人注意到我。就在我坐在地上发愁的时候，老地主李守业背着一捆柴从山上下来，看到我，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娃，没事吧？”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我当时愣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也不管我，蹲下身，轻轻掀开我的裤腿，看到脚踝肿得老高，皱了皱眉：“崴得不轻，得赶紧冷敷。”他放下柴捆，从怀里掏出一个干硬的馍馍，掰了一小块递给我：“先垫垫肚子，我去给你找点凉水。”

他转身就往山下跑，那佝偻的背影在黄土坡上显得格外单薄。没过多久，他端着一个破碗跑回来，碗里是冰凉的泉水，还有几片不知名的野草。他把野草嚼碎，敷在我的脚踝上，再用布条缠好，又扶着我，一步一步慢慢往村里挪。

一路上，他没多说什么，只是偶尔提醒我“慢点走”“小心脚下”。回到知青点，我想跟他说声谢谢，他却摆了摆手，转身就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土路上。从那以后，我对他的看法变了，觉得他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只是一个孤独、可怜的老人。

之后，我经常会偷偷帮他做点事。趁没人的时候，给他送两个窝头、一把蔬菜；看到他的窑洞漏雨，就找些茅草帮他修补一下；他的柴火不够了，我就趁着下地的机会，多砍一些，偷偷放在他的窑洞门口。老地主也知道是我帮他，每次遇到我，都会对着我微微点头，眼里带着一丝感激。

有一次，我送给他几个白面馒头——那是公社慰问知青，每人发了两个，我舍不得吃，就给了他。他拿着馒头，手不停地颤抖，眼泪顺着皱纹流了下来：“娃，谢谢你，我好久没吃过白面馒头了。”他拉着我进了窑洞，从墙角的布包里拿出一本旧书，递给我：“这是我年轻时读的书，你是文化人，拿着看吧。”

我一看，是一本线装的《论语》，书页都泛黄了，还有些破损，但字迹依然清晰。那时候这种旧书是被禁止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老地主说：“读书是好事，不管什么时候，多读书总是没错的。”

从那以后，我经常趁着晚上没人，偷偷跑到他的窑洞里，听他讲过去的事。他说他年轻时也曾走南闯北，去过北平、上海，还跟外国人做过生意；他说他的老伴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两人感情很好，可惜走得早；他说他并不怪那些批斗他的人，只是觉得时代变了，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他还教我认草药，告诉我哪种草能治感冒，哪种草能止血；教我怎么辨别天气，看云识雨；教我怎么耕地才能让庄稼长得好。我发现，他懂得很多东西，比村里的老农民还懂农活，比公社的干部还懂道理。

可我们的来往还是被发现了。村里的民兵队长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王虎，性格暴躁，阶级观念极强。他看到我经常跟老地主来往，就把我拉到公社去问话，说我“立场不坚定”“跟阶级敌人同流合污”。知青点的领导也批评了我，让我写检讨，跟老地主划清界限。

我心里很委屈，可也没办法，只能表面上跟老地主疏远了。但我还是会趁没人的时候，偷偷给他送东西，只是不敢再跟他说话、进他的窑洞了。老地主好像也明白我的难处，每次看到我，只是远远地对着我点头，不再主动跟我打招呼。

1974年冬天，陕北的天气格外冷，零下二三十度，黄土坡上结了厚厚的冰。老地主本来身体就不好，又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村里没人管他，都说他是“罪有应得”。我看着着急，偷偷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了他两个窝头，让他去给老地主看看。赤脚医生看了看，说老地主年纪大了，身体虚弱，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心里很难过，每天都会趁着天没亮，偷偷跑到他的窑洞门口，看看他怎么样了。有一天早上，我刚走到窑洞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微弱的咳嗽声。我推开门进去，看到老地主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呼吸微弱。他看到我，眼睛亮了一下，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我赶紧走过去，扶着他：“李大爷，您怎么样了？”

他拉着我的手，他的手冰凉，瘦得只剩下骨头。“娃，我快不行了。”他喘着气，声音微弱，“我这辈子，经历了太多事，有过荣华富贵，也受过屈辱磨难，现在都要过去了。”

他顿了顿，从枕头底下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布包，塞到我手里：“娃，我没什么能留给你的，这个你拿着，以后也许能用得上。”

我打开红布包，里面是一张小小的纸片，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外国文字，还有一些数字和签名，我根本看不懂。“李大爷，这是什么？”

老地主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这是一张瑞士银行的存单，里面有一些钱，是我年轻时做生意存的，一直没敢告诉别人。”

我当时就懵了，瑞士银行？存单？这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赶紧说：“李大爷，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您还是留给您的亲人吧。”

老地主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我没什么亲人了，唯一的儿子在解放前就去了国外，再也没回来，我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这些钱，我带不走，留给别人，要么被没收，要么被挥霍，不如留给你。你是个善良的娃，我相信你，以后会用在正经地方。”

他又叮嘱我说：“这张存单，你一定要收好，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知青伙伴和村里的人。等以后政策变了，你有机会去国外，再去取出来。记住，做人要善良，要凭良心做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忘了读书，不要丢了骨气。”

我含着眼泪，点了点头：“李大爷，我记住了，您放心吧。”

老地主看着我，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手也无力地垂了下来。我抱着他，失声痛哭。

老地主去世后，村里简单地把他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没有墓碑，也没有葬礼。我偷偷在他的坟上放了一束野花，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我把那张瑞士银行的存单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藏在我最贴身的衣服里。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守着这个秘密，不敢告诉任何人。1977年，高考恢复了，我凭着老地主教我的知识和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离开了李家坳。

上大学后，我把存单藏在行李箱的夹层里，一直没敢动。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我曾经想过要去瑞士把钱取出来，可那时候出国手续繁琐，而且我也担心这张存单是真是假，万一被人发现，惹上麻烦。

直到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出国也变得容易了。我托一个去瑞士出差的朋友，帮我去银行查询这张存单。朋友回来后，告诉我存单是真的，里面有5000美元，还有这么多年的利息，总共加起来有一万多美元。

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没想到老地主竟然给我留下了这么一笔“巨款”。我拿着这笔钱，首先想到的是老地主的嘱托，要善良，要凭良心做事。我用一部分钱，资助了几个贫困大学生，让他们能够完成学业；用一部分钱，给李家坳的村里修了一条公路，方便村民们出行；还有一部分钱，我捐给了村里的学校，改善了教学条件。

我还特意回了一趟李家坳，去老地主的坟上看看。几十年过去了，坟头的草长得很高，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我给老地主磕了三个头，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的钱都用在了正经地方。

现在，那张存单我依然珍藏着，它不仅仅是一笔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嘱托。它时刻提醒着我，做人要善良，要懂得感恩，不管时代怎么变化，都不能丢了做人的根本。

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讲起老地主李守业的故事。孩子们听了，都很感动，说老地主是个善良、正直的人，说我遇到了贵人。我总是告诉他们，善良是会传染的，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老地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帮了他一把，他却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回报了我，这份情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972年的下乡经历，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回忆。那段日子虽然苦，却让我学会了坚强、善良和感恩。而老地主李守业，那个被时代误解、被世人冷落的老人，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人性的善良和光辉，是不会被阶级和偏见所掩盖的。

现在，我已经老了，但我依然记得老地主临终前的嘱托，记得他教我的那些道理。我会继续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去传递这份温暖和善意。我想，这就是对老地主最好的回报，也是对那段岁月最好的纪念。

那张小小的瑞士银行存单，承载着一段跨越时代的情谊，也见证了人性的美好。它会一直陪伴着我，直到我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