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核心史实均真实可考。参考资料：《血火鏖战：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陈毅传》《中国纪事》《毛泽东年谱》《陈毅年谱》《项英传》
01
1934年秋，瑞金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气氛凝重，几个身穿灰布军装的人进进出出，他们的步伐很快，但脸上却写满了压抑。
如果你是一个后来者，翻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书，你会看到一幅宏大的画卷：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在陕北胜利会师。
这是一个英雄的史诗，是红色的传奇，是大江南北传唱的故事。
这叫“长征”。
但是，历史往往还有另一面。
当主力红军不得不离开他们经营了多年的家时，这棵大树开出了两朵花。
一朵叫长征，它最终结出了胜利的果实；
而另一朵，留在了南方，留在了那片即将成为修罗场的土地上，这朵花的名字，叫“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它不讨喜，甚至有些凄凉。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无尽的搜捕、饥饿、背叛和死亡。
但这朵花，是用血浇灌出来的。
事情要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说起。
其实失败并不可怕，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不过就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央苏区，不仅是打不过，连跑都成了一个技术活。
那时候的掌舵人是博古，他很年轻，二十多岁，戴着一副眼镜，书生气十足。
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教授，或者是一个激进的青年作家。
但不幸的是，他站在了那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年轻不是资本，而是灾难。
因为他要面对的对手，是蒋介石，是一个在军阀混战中摸爬滚打、杀人如麻的老江湖。
博古很慌，虽然他表面上还要维持着中央负责人的威严，但他的内心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旁边的李德，那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军事顾问，除了发脾气和在那张并不精准的地图上画圈圈外，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办法。
在总司令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年轻的红军通讯员正在整理档案。他的名字我们已经无从考证，我们姑且就称他小张吧。
那天，他的任务是销毁文件，在这一堆即将化为灰烬的纸张中，他无意间看到了两份名单。
一份名单很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那是随军转移的队伍；
另一份名单很短，短得让人心寒，那是留下来的人员。
小张的手开始颤抖。
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两份名单意味着什么。
随军转移，前途未卜，可能是九死一生；
而留下来的人，面对几十万大军的铁桶合围，几乎就是十死无生。
他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
项英、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刘伯坚、陈潭秋、陈毅。
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同志，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培养他们很不容易，后来很大一部分都牺牲了。
博古没有尽可能把这些人带上，很欠考虑。
更欠考虑的是，他留下了这么多有经验有地位的干部，却没有组织成一个有力量的留守班子。
每一个名字，都像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他想不通，为什么是他们？
为什么是项英留下来主持大局？
为什么像瞿秋白这样的文弱书生也要留下？
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他在那份长长的“走”的名单里，看到了那个人的名字——教员。
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人都被排挤在决策圈之外，甚至被剥夺了军权。
按照博古和李德的逻辑，这样一个“不听话”的人，理应被留下来，甚至可以说，留下来对他来说是一种变相的放逐。
但为什么最后又带上了他？
是谁在最后关头划掉了他的名字，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拉了回来？
通讯员小张不敢再想下去。
他颤抖着划燃了火柴，火苗吞噬了那两份名单。
纸张卷曲、变黑，最终化为灰烬。
但他不知道，这把火，烧掉的不仅仅是几张纸，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在那个阴雨连绵的秋天，无数人的命运，就在这几张纸上，被悄无声息地决定了。
02
关于红军为什么要跑，民间流传着一个很传奇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莫雄。
1934年的10月，庐山牯岭。
蒋介石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老蒋这次是下了血本，他召集了上百万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来一次彻底的清算。
这个计划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铁桶合围”。
听名字就知道，这不是请客吃饭，这是要命的。
老蒋的计划是，用百万大军像铁桶一样把瑞金围起来，然后一步步压缩，最后把红军困死在里面。
莫雄，当时是国民党德安专员，因为剿共有功，被老蒋特邀参加会议。
但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中共的朋友，或者说是同情者。
会议结束后，莫雄拿到了一份绝密的计划书。
这东西要是泄露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但他没有犹豫，转手就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
项与年的故事更精彩。
为了把这份情报送出去，他不仅要穿过重重封锁线，还要把自己伪装成乞丐。
为了演得像，这哥们儿也是个狠人，拿起砖头，硬生生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
满嘴是血，衣衫褴褛，就这样，他混过了关卡，把情报送到了瑞金，交到了周恩来的手里。
据说，周恩来看到情报后，大惊失色，这才下定决心，立刻转移。
这个故事很精彩，有孤胆英雄，有苦肉计，有千钧一发的情报战。
听起来很爽，很符合我们对传奇历史的想象，这事儿确实真实存在，莫雄的情报确实重要，项与年的牺牲也确实伟大，没有项与年把蒋介石的布防图及时送过来，对于苏区红军的转移确实麻烦不小。
后来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在谈及此重要的“四角号码情报”时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但很遗憾，这不是全部的真相，真相比这还要残酷得多。
如果你以为红军是因为这一份情报才决定长征的，那你就太小看博古和李德了，也太小看蒋介石了。
十万人的大转移，涉及到粮草、弹药、人员安置、路线规划，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怎么可能因为今天收到一份情报，明天就拍板走人？
如果是那样，红军早就乱套了。
真正让红军待不下去的，不是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情报，而是一个早在1933年就开始的阴谋。
这个阴谋不靠奇谋妙计，靠的是笨办法。
蒋介石这个人，打仗微操不行，经常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有钱，而且听话——听德国顾问的话。
德国人告诉他，对付红军这种灵活的对手，不要追着打，要稳扎稳打。
怎么个稳法？
修碉堡。
于是，一场浩大的土木工程开始了。
从1933年开始，蒋介石就在苏区周围疯狂修碉堡。
1933年10月，江西全省有碉堡1157座。
1934年2月，这个数字变成了6053座。
长征前夕的1934年10月，碉堡数量已经激增到了14294座！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
这就好比你在家里睡觉，醒来发现门口被人砌了一堵墙。
你把墙拆了，第二天发现又砌了两堵。
你再拆，第三天变成了四堵。
最后，你连门都出不去，连窗户都被封死了。
这就是令人窒息的“堡垒政策”。
配合碉堡的，是经济封锁。
蒋介石把苏区划成了铁桶，所有的物资，食盐、布匹、药材，甚至是一根针、一根线，都严禁流入苏区。
抓到走私的商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卖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包盐，直接枪毙。
这招太毒了。
红军不怕打仗，哪怕是枪林弹雨，只要有活动空间，就能打运动战。
但红军也是人，要吃饭，要穿衣，伤员要用药。
到了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的资源已经彻底枯竭，中央红军已经失去了控制地区的58%，只剩下六个县了。
没有盐吃，战士们浑身无力；没有药，轻伤就能变重伤，重伤就是死路一条；没有粮食，连野菜都被挖光了。
这才是真相。
不是因为一份情报，而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那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红色苏区，已经被勒得喘不过气来。
博古和李德虽然能力不行，但他们不是瞎子。
他们看着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碉堡符号，看着仓库里见底的粮食，心里比谁都清楚：再不走，就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莫雄的情报，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对于留下来的项英和陈毅来说，这不仅仅是鞭响，更是丧钟。
因为当主力红军跳出这个铁桶的时候，他们被留在了桶底。
而决定他们生死的那个盖子，正在被蒋介石缓缓合上。
03
瑞金，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
这里是权力的中心，也是决定的源头。
坐在主位上的，是年仅27岁的博古。
此时的他，眉头紧锁，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桌面，那种毫无节奏的“笃笃”声，暴露了他内心的慌乱。
他太年轻了，年轻到还没有学会如何掩饰自己的恐惧。
在他的对面，坐着李德。
这个德国人，有着典型的欧洲人面孔，高鼻梁，深眼窝。
他嘴里叼着烟斗，神情傲慢。虽然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但在会议桌上，他依然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仿佛那些死去的红军战士，只是他沙盘上的数字，而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而在两人之间，坐着周恩来。
他看起来很疲惫，胡茬已经冒了出来，眼窝深陷。
但他依然保持着那种特有的沉稳。
他像是一台精密的仪器，在疯狂运转的同时，还要努力维持着这架即将散架的机器的平衡。
会议的主题很简单，也很残酷：谁走，谁留。
这真的是一道送命题。
其实早在1934年5月，也就是长征开始前的五个月，中央就已经决定要进行战略转移了。
当时最早明确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人是李德，李德提出了这个建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后同意了。
博古还专门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但问题是，怎么走？
博古很纠结。
他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包袱的人。
对他来说，中央苏区不仅仅是一块地盘，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他在共产国际面前的成绩单。
放弃瑞金，就等于承认失败。
承认失败，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可能要画上句号。
所以，他一直在犹豫。
他在心里无数次地想要画下一个“X”，代表彻底放弃，代表壮士断腕。
但每一次，他的手都在半空中停住了。
“真的守不住了吗？”他问自己，也问李德。
李德吐出一口烟圈，用生硬的中文夹杂着德语说道：“只有转移，才能生存。这里，已经没有战术空间了。”
道理都懂，但做决定太难。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教员总结的这个道理不难懂，难的是执行。
为啥很多人明明读了很多书，大道理讲的头头是道舌灿莲花，却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因为拎不清。
正是这种犹豫，导致了决策的滞后。
中央苏区来之不易，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作了那么多的努力，才最终有了这样的成果。
结果说丢弃就丢弃，不仅情感上很难割舍，心理上也要承受很大的负罪感。
红军转移了，苏区的老百姓会落入何种处境呢？
甚至到了长征前夕，很多高级干部都不知道要走，更别提普通战士和群众了。
但这个准备很不充分，还是秘密进行的。
因为李德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李德的建议下，博古还真信了，垄断了有关长征的信息。
这种向中高层隐藏战略目标的行为，违背了红军一直以来的传统。
各部队将领和政治工作者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对内部团结和士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各项工作的展开也都受到了限制。
虽然书记处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策，可那个时期，所谓的中央书记处就是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词。
其他委员和重要领导，对长征的很多事情，具体的转移时间和政策，都不知情。
张闻天这个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也是等到九月份才明确知道了长征的消息，不仅张闻天，就连筹备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很多消息都不知道。
最终的名单还是要定的，这是一个极其残忍的过程。
这就好比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救生艇只有那么多，船长必须决定谁能上船，谁必须留在船上随之沉没。
博古和李德掌握着生杀大权。
他们的标准很简单，也很主观：听话的，有用的，带走；不听话的，身体不好的，甚至是有威胁的，留下。
这就是为什么瞿秋白被留下了。博古不喜欢他，而且他有肺病，是个“累赘”。
这也是为什么何叔衡被留下了。他太老了，而且因为反对肃反，早就被撤了职。
至于项英……
项英是博古的盟友，是“自己人”。
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要有一个信得过的人留下来看家。虽然这个家已经快要塌了，但必须要有人顶着。
项英，就是那个顶梁柱。
但还有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教员怎么办？
按照李德的意思，这个人太危险，不能带走。他在军队里的威望太高，一旦带走，随时可能夺权。
博古也犹豫。他当然知道教员的能力，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让他感到害怕。
一个平庸的领导者，最怕的往往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下属的才华。
教员原本也在留守名单里，这时候，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没有直接和博古吵，也没有拍桌子。他只是淡淡地陈述事实：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如果不带走他，怎么向全党全军交代？怎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心里清楚，这一走，前路茫茫，如果没有那个人的智慧，红军可能真的走不到终点。
还有刘伯承，他因为此前跟李德吵过一架，也上了留守名单，周恩来争了一下，才给他带上。
不管怎样，教员的名字，最终被写进了“走”的名单里。
这一笔，救了教员，也救了红军，救了中国革命。
而那些被留在名单另一侧的人，他们的命运，在那一刻，注定走向了悲剧。
04
长征前夜，李德的住处，那盏煤油灯忽明忽暗，像极了当时红军的前途。
屋子里坐着三个人。
主人是李德，那个手里拿着指挥棒，却把红军指挥得晕头转向的德国人。
客人是项英，当时党内地位极高的大佬。
还有一个配角，叫伍修权，他是翻译，负责把中文变成俄语或德语，再把洋人的指示变成中文。
项英深夜造访，当然不是来找李德喝咖啡的，也不是来探讨德国哲学的。
他是来告状的。或者说，是来“进谗言”的。
在聊那天晚上的对话之前，我们得先剖析一下项英这个人的心理。
在很多历史剧中，项英往往被塑造成一个刻板、固执甚至有些反面的形象。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人是复杂的。项英是个好同志，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是工人出身，搞罢工起家，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党忠诚，对革命事业一腔热血。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偏见。
他对那个被大家尊称为“教员”的人，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
这种排斥，既有性格上的不合，也有路线上的分歧。
在项英看来，教员那一套“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十六字诀”，简直就是“土包子”打法，一点都不“布尔什维克”。
项英是喝过洋墨水的（去过莫斯科），又长期和博古这种“海归派”混在一起，自然觉得正规战才是王道，教员那一套是“狭隘经验主义”。
更重要的是，项英觉得教员这个人，太“难搞”。
他不听话，爱顶嘴，动不动就还要批评中央。在那个讲究“绝对服从”的年代，教员就是个异类。
于是，在那天晚上，项英决定做点什么。
今晚，他来找李德，就是为了这件事。
项英坐在那张硬板床上，手里捧着一杯热水，但并没有喝。
他的眼神有些闪烁，似乎在斟酌词句。
毕竟，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白。
项英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顾问同志，大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关于人员安排，我有几句话想说。”
伍修权把这句话翻译成了俄语。
李德挑了挑眉毛，示意他继续。
项英顿了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形容词，“毛泽东这个人……他在军队里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在下层官兵中。”
李德点了点头，这点他承认。
虽然他看不起教员的战术，但他无法否认教员的威望。
项英的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但是，他一直反对中央的决策，反对您的战术指导。如果让他随军行动，在路上，一旦局势发生变化……”
项英没有把话说完，但他做了一个手势，那是一个意味着“夺权”或者“分裂”的手势。
李德沉默了。
项英的意思很明确：教员是个危险分子，是个定时炸弹。最好的办法，是把他留下来，或者剥夺他的一切权力，让他翻不起浪来。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排挤。
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项英想的不是如何团结一切力量突围，而是还在担心教员会抢班夺权。
这就是格局的问题。
李德听懂了项英的暗示。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也承认，项英当时确实警告了他，让他提防教员。
但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警告，反而让李德和博古产生了一种误判。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教员这么危险，如果不带在身边看着，万一留下来，他利用在苏区的威望，拉起一支队伍搞独立怎么办？
与其让他留在后面当“山大王”，不如带在身边，放在眼皮子底下。反正现在军权在李德手里，党权在博古手里，教员只有一个虚名，能翻出什么浪花？
这就是博古和李德的“阳谋”：把教员当成一个不仅没有实权，还要被时刻监控的“随军家属”。
这就是历史的黑色幽默。
项英想把教员排挤出长征队伍，结果反而促成了教员的随行。
他想给教员挖个坑，结果教员顺着这个坑，不仅走出了苏区，还走到了遵义。在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小楼里，教员正是利用了随军行动的机会，在担架上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路聊，一路做工作，最终实现了伟大的转折，拿回了舵手的位置，挽救了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
如果当时教员真的被留下来了，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也许他会像瞿秋白一样牺牲；也许他会像项英后来那样，在深山老林里苦斗三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了教员的红军主力，大概率是走不到陕北的。
而项英自己呢？
他作为博古最信任的人，被留了下来。
他以为自己是在坚守阵地，是在为中央看家。但他不知道，他正在跳进一个巨大的火坑。
在这个火坑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无尽的苦难。
那天晚上，当项英走出李德的房间时，外面的雨还在下。他紧了紧身上的大衣，消失在夜色中。
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但他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已经无情地碾压了过来。
那个被他嫌弃的人，即将走向辉煌；而他自己，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面对地狱般的磨难，并在数年后，走向那个更加悲剧的结局——皖南事变（此事项英自己也要负责任）。
他把生的机会推给了别人，把死的考验留给了自己。
这，或许就是宿命。
05
1934年的10月，中央分局成立大会的现场，气氛冷得像冰窖。
这不是比喻，是真的冷。
大家都知道，主力要走了，留下来的就是一群“弃子”。
虽然嘴上不说，但每个人心里的那杆秤都明镜似的。
博古站在台上，宣读中央的决定。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众人的心上。
“中央分局成立，项英同志任书记……”
项英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敬了个礼。他是个服从性很强的人，组织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紧接着，博古颁布了给留守部队的训令。
这个训令，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坑。
训令的核心内容就一句话：保卫苏区。
怎么保卫？
博古拿出了一张地图。
他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圈住了瑞金、会昌、于都、宁都这四个县城。
博古指着那个圈说道，“这就是我们要坚守的‘三角地区’。主力转移后，你们要依托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保卫我们的红色首都，等待主力回援。”
听起来很美好，很有气势。
但在场的明眼人，比如陈毅，心里早就骂开了。
这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主力红军十万人，装备精良（相对而言），有教员、朱老总这样的顶级军事家（虽然当时没指挥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都被打得没脾气，不得不打包跑路。
现在主力走了，留给项英的是什么？
一万六千人。
而且这一万六千人，大部分是老弱病残，是各部队淘汰下来的，或者是刚刚招募的新兵。
装备差，没几挺机枪；士气低，大家都人心惶惶；弹药缺，打一颗少一颗。
而他们的对手是谁？
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是薛岳、顾祝同、陈诚、何键、周浑元等国民党名将，是装备了德国大炮、飞机的几十万大军。
用一万六千残兵，去对抗几十万全副武装的敌人，还要死守这么大一块地盘？
这不叫保卫，这叫送死。
这就好比让一只蚂蚁去绊倒一头大象，而且还要规定这只蚂蚁必须在原地绊，不能跑。
项英看着地图上那个被红笔画出来的“三角圈”，眉头紧锁。
他不是傻子，他也知道敌我力量悬殊。
他在地图前站了很久。那个红圈，就像是一道绞索，勒得他透不过气来。
按照常理，这时候作为一个指挥官，应该提出异议。
应该告诉博古：这不可能，我们守不住，必须化整为零，必须钻山沟，必须放弃城市。
但是，项英没有。
他习惯了听博古的话，习惯了执行上级的命令。在他看来，质疑中央的决定，就是政治上的不忠诚。
而且，他还抱有一种幻想。
他觉得，主力红军只是“战略转移”，也许过几个月就打回来了呢？也许敌人会被主力吸引走，苏区的压力会减轻呢？
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他转过身，对博古说道：“坚决完成任务。”
这六个字，字字千钧。
台下的陈毅，看着项英那张坚毅却又盲目的脸，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局。
而博古，作为庄家，已经带着筹码跑了，留给项英的，只有一张烂牌，和一屁股的债。
我们作为后来者，拥有上帝视角，看着这一幕，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你会想冲进去摇醒项英：别傻了！快跑！快进山！别守什么瑞金了！
但你做不到。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留在苏区的主角团，怀揣着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一步步走向那个早已挖好的深渊。
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它的不可逆。
博古画完那个圈，心满意足地走了。他觉得他安排好了一切，即便苏区丢了，那也是留守部队执行不力，他的战略部署是完美的。
那个红色的“三角圈”，最终成为了无数留守红军战士的埋骨之地。
06
陈毅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惨，真的很惨。
他两个月前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挂了彩，右大腿被炮弹碎片击中，粉碎性骨折。
这伤要是放在现在，做个手术，打个钢板，养几个月也就好了，顶多以后变天的时候腿有点酸。
但在那时候，这伤是要命的。
他躺在红色医院的病床上，腿肿得像个大萝卜，疼得钻心。
更要命的是，因为没有X光机的电源，医生没法确定碎骨的位置，手术一直拖着没做。
身体上的痛还在其次，心里的痛才更折磨人。
陈毅是个敏感的人。这几天，他发现医院里的气氛不对劲。
医生护士们都在忙着打包东西。药品、纱布、手术器械，能带走的都在装箱。
连那台沉笨的X光机，也被拆卸了下来。
那种忙碌，带着一种逃难般的慌乱。
陈毅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没人来通知他要干什么，也没人告诉他该去哪里。
他被遗忘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被“抛弃”了。
陈毅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在博古那里的“政治待遇”。
因为之前不愿意配合博古批斗“罗明路线”，不愿意跟着骂教员，他早就被边缘化了。
现在大部队要跑路，带谁走，不带谁走，那是很有讲究的。
像他这样的“刺头”，又是重伤员，是个累赘，被留下的概率极大。
如果只是留下打游击，陈毅不怕。
他是个老游击队员了，井冈山时期就跟朱毛一起闹革命，什么苦没吃过？
但他怕的是这种“不明不白”的留下。
如果是被组织抛弃，扔在医院里自生自灭，那还是个共产党员的死法吗？
不行，得自救。
陈毅让人找来纸笔。他要写信。
给谁写？
博古？肯定不行。那家伙正烦着呢，而且本来就不待见自己。
李德？更不行。那是洋鬼子，话都说不通。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周恩来。
周恩来是他的老战友，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后来又一起搞南昌起义。
这交情，是过命的。
但这就考验陈毅的政治情商了。
这信怎么写？
如果直接问：“老周啊，你们是不是要跑路了？带不带我啊？”
这就太不懂事了。这是军事机密，你这么问，让周恩来怎么回？
如果抱怨：“博古那小子是不是想害死我？”这就更不行了，这是搞分裂，搞宗派主义。
陈毅想了半天，写了一封绝妙的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只字不提转移，只字不提政治。
他就说了一件事：我的腿伤很重，需要做手术，但是X光机没电源，用不了。能不能请周副主席帮忙解决一下电源问题？
这封信写的很高明，他传递了两个信息：
第一，我还活着，还没死呢，别把我忘了。
第二，我是个伤员，需要组织关心，但我还是相信组织的，我没有乱打听，也没有发牢骚。
这就给了周恩来一个台阶，也给了周恩来一个介入的理由。
周恩来收到信后，立马就明白了。
他是个厚道人，也是个明白人。
他拿着信去找博古，说陈毅同志的腿伤不能再拖了，得赶紧治。
顺便，也把陈毅的去留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既然周恩来都开口了，博古也不好再装傻。
于是，决定下来了：陈毅留下，但这事儿得有人去跟他说。
第二天，周恩来带着一台从电台拆下来的汽油发电机，亲自来到了医院。
看到老战友躺在床上，腿肿得老高，周恩来的眼眶湿润了。
他发了一通火，责怪医院为什么不早点给陈毅做手术。
有了电源，X光机转起来了，手术很成功。
手术后，周恩来坐在陈毅的床边，握着他的手。
沉默了许久，周恩来终于开口了。
“陈毅同志，我们要走了。”
这句话虽然早有预料，但真的从周恩来嘴里说出来，陈毅的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中央决定，你留下来。”
周恩来接着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但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威望高，熟悉情况，又懂军事。项英没打过游击，需要你辅助他。”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通知。
说是“需要你”，其实就是“带不走你”，或者是觉得你更适合留下来当“烈火真金”。
这时候，如果陈毅发牢骚，骂娘，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陈毅没有。
他看着周恩来那双充满歉意和疲惫的眼睛，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意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觉悟。
在那一刻，周恩来紧紧地握了握陈毅的手。
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后几十年，哪怕是回忆起那次差点牺牲的经历，陈毅也没说过半句牢骚话。
只在一次会议中这么说过：红军战略转移这么大一个事，对其他人保密也就算了，但理应跟留守大员提前做好沟通，给以时间准备。
结果博古和李德这两个人为了所谓的保密，竟然在红军开拔前才突然告知项英和陈毅。
把这两个人打得措手不及。
更别说陈毅骨折手术这个事了，要不是他主动写信，手术铁定是做不成的。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高级干部，在大部队撤走后，是无法跟清剿敌人周旋的，结局基本是注定的。
可见博古制定的战略转移计划，准备的有多么不充分。
这样的行为超出了常理，违背了红军的指挥惯例，让人无法理解。
也不怪后来教员批评博古等人是在慌忙中撤出的苏区。
07
如果你是1934年10月的瑞金老百姓，你早上一睁眼，发现瑞金的街头，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还是会看到熟悉的景象：那个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依然在运转。
各部委的大门敞开着，工作人员夹着公文包进进出出，脸上挂着职业的严肃。苏维埃邮政局的邮递员依然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穿过大街小巷，把信件送到每一户人家手里。
甚至连那个最能代表苏区喉舌的《红色中华》报，也依然在按时出版。
报纸上的头版，依然是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文章里还在号召大家多缴公粮，多做军鞋，仿佛那个即将到来的冬天，和往常的每一个冬天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正常得让人感到安心。
但这种正常，是演出来的。
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规模宏大的“楚门的世界”。
导演这场戏的，是博古和项英，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掩护主力转移。
要让十万人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这几乎是个魔术。
为了不让蒋介石警觉，为了不让那几十万大军立刻扑上来咬住红军的尾巴，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我们还在。
于是，所有的机关都不撤牌子，所有的人员都不换制服。
留下来的人，不仅要干自己的活，还要干主力红军走了之后留下的活。
他们要制造出一种喧嚣的假象，要让天上的侦察机看到地面上依然红旗招展，依然人头攒动。
这是一场最高级别的机密行动。
除了核心层的几个人，绝大多数干部、战士，以及全部的老百姓，都被蒙在鼓里。
这确实起到了作用。
蒋介石那边虽然有着强大的情报网，有着德国顾问团，但在红军主力刚刚开始移动的那十多天里，他们确实懵了。
东路的敌人以为红军还在瑞金睡大觉，不敢轻举妄动；北路的敌人还在按部就班地修碉堡，生怕红军反扑；南路的“南天王”陈济棠还在盘算着怎么和红军做生意，保住自己的地盘。
这十多天，是黄金般的十多天。
红军主力利用这个时间差，跳出了第一道封锁线，把死亡甩在了身后。
但是，任何计谋都是有代价的。
这场“空城计”的代价，是由留守部队和苏区百姓来支付的。
这很残忍，但是没有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总要有一部人成为那个代价。
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好得过了头。
对于留守的干部来说，这是一种灾难。
他们很多人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主力已经走了。
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有任何物资储备，甚至连怎么打游击、怎么疏散群众的方案都没有来得及细化。
当真相大白的那一刻，那种被抛弃的恐慌感，瞬间就能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线。
而对于苏区的百姓来说，这更是一种残忍。
在瑞金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位老大娘。她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两个已经牺牲了，只剩下一个还在队伍里。
那天，她提着一篮子鸡蛋，颤颤巍巍地来到了村口的红军哨卡。
那是她家里仅剩的一点好东西了。
她想把这些鸡蛋送给红军战士补补身子，好让他们有力气打胜仗。
站岗的是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大概只有十六七岁。他也是被留下来的一员，虽然他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老大娘拉着小战士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希冀：“孩子啊，主力红军什么时候打大胜仗啊？国民党的飞机天天在头上飞，大家都盼着你们能把他们赶走呢。”
小战士看着那一篮子温热的鸡蛋，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知道真相。
就在昨天晚上，连长偷偷告诉过他们，主力已经走了，去很远的地方了。
这里，马上就要变成战场了。
但他不能说。
这是纪律，是铁的纪律。
泄露主力转移的消息，是通敌，是死罪。
小战士只能含着眼泪，接过那篮鸡蛋，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大娘，您放心，快了，马上就打大胜仗了。我们一定能赢。”
大娘听了，高兴地走了。
她那佝偻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显得那么单薄，那么脆弱。
小战士转过身，背靠着掩体，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他手里紧紧攥着那篮鸡蛋，却怎么也吃不下去。
他知道，大娘盼望的那个“大胜仗”，可能永远也不会来了。
等待她的，将是国民党还乡团的屠刀，是血洗村庄的惨剧。
而他自己，和这一万六千名留守战友一样，将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后的祭品。
这种虚假的繁荣，维持了大约十多天。
直到十月下旬，蒋介石才猛然醒悟：娘希匹！上当了！红军主力跑了！
老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他一方面命令薛岳等主力部队疯狂追击长征红军，另一方面，他把怒火全部倾泻到了这个被“遗弃”的中央苏区身上。
留守部队错过了最佳的分散突围窗口期。
如果早十天，哪怕早五天，趁着敌人还在修碉堡、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化整为零，钻进深山，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但为了掩护主力，他们必须钉在这里，必须演完这场戏。
戏演完了，幕布落下。
舞台上，只剩下了一地鸡毛，和一群不知所措的演员，而台下，那些磨刀霍霍的观众，已经冲上了舞台。
08
中央分局的指挥部里，电报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就没有停过。
但传来的，大多不是好消息。
“宁都告急！”“长汀失守！”“瑞金外围发现敌军主力！”
每一份战报，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项英的心头。
项英坐在地图前，脸色铁青。作为留守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压力比谁都大。
但他不仅仅是指挥官，他还是一个坚定的执行者。
他的脑子里，依然死死地装着博古临走前留下的那个任务：配合主力红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击，恢复中央苏区。
“恢复中央苏区”。
这六个字，像是一道魔咒，困住了项英的思维。
他始终认为，主力红军只是暂时离开，就像以前的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一样，兜个圈子，把敌人拖瘦了、拖垮了，然后回马一枪，杀个回马枪。
所以，他的战略基点，依然是“正规战”。
他舍不得把手里那仅有的一点家底——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拆散了去打游击。
他觉得，那是主力回援时的接应力量，要是散了，以后怎么配合大部队反攻？
陈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陈毅虽然没有军权，但他懂军事，更懂游击战。当年在井冈山，他和教员是一起摸爬滚打出来的。他知道，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敌人，硬碰硬就是找死。
而且，陈毅作为第五次反“围剿”时西方军总指挥，江西军区负责人，他很清醒的认识到反围剿失败是事实。
陈毅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项英面前，语重心长地说道，“项英同志，现在的形势变了。敌人是铁了心要吃掉我们。我们这点人，守是守不住的。必须马上分散转移，钻山沟，跟敌人捉迷藏，保存有生力量。”
陈毅很清楚老蒋是个什么样的人，老蒋肯定会继续围剿苏区，以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硬碰硬纯粹是嫌命长。
所以陈毅建议，在完成掩护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留苏部队的应该保存自己，而不是打仗。
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游击区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
同时要尽快把瞿秋白、何叔衡，以及妇女同志、知识分子这些人转移到白区。
把这两件事做完之后，就能陪老蒋慢慢耗了。
但项英接受不了。
项英看了陈毅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在他看来，陈毅这是典型的“右倾畏难情绪”。
“分散？分散了还怎么打仗？”
项英反驳道，“主力还在看着我们，中央还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一枪不放就钻山沟，怎么向党交代？怎么鼓舞苏区百姓的士气？”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为了提振那日益低落的士气，项英决定：打！
不仅要打，还要打个样儿出来。
他批准了一系列的伏击计划。
不得不说，红军的战斗素质还在。
在接下来的几次小规模战斗中，红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确实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战。
比如在会昌以北的谢坊，红24师突然出击，吃掉了敌人的一部。
捷报传来，指挥部里一片欢腾。
项英很高兴，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看，敌人也不是铁打的，也是能打痛的嘛！
但他忘了，或者是他根本没意识到：在战略劣势的情况下，战术上的胜利，往往是战略上的毒药。
这几声枪响，虽然打死了一些敌人，但也彻底暴露了红军主力的位置。
本来，国民党军以为苏区只剩下一些游击队和赤卫队，打起来还有点漫不经心。
现在一看：好家伙，原来红军的主力正规军还在啊！而且还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这还了得？
蒋介石一声令下，原本准备调走去追击长征红军的一部分部队，又被留了下来。
更多的敌军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朝着红24师暴露的位置围了过来。
原本分散的敌人，开始集中；原本松懈的包围圈，开始收紧。
这就是战略短视带来的连锁反应。
项英以为他在给敌人放血，其实他是在给自己招灾。
陈毅看着地图上那些代表敌军的蓝色箭头，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逼近红军的核心区域，心里的那个洞，越来越大。
陈毅再次苦谏，“不能再这样打了！这是在暴露目标，是在引火烧身！”
但此刻的项英，已经被那一点点战术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听不进陈毅的话，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我们还能打，我们还能赢。
这种盲目自信，一直持续到了那个灾难性的下午。
局势急转直下，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
当敌人的重炮开始轰击红军阵地，当天空被飞机的轰鸣声填满时，项英才猛然发现，他手里这副牌，已经被他打烂了。
但他依然不肯放手。
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承认错误，比战死沙场更难。他还在幻想，幻想那个永远也不会来的“主力回援”。
09
牛岭，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土气，像是一个放牛娃常去的小山包。
但在苏区战史上，这地方是个伤心地。
1935年初，冬天最冷的时候。
项英决定在这里赌一把大的。
他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小打小闹不过瘾，既然敌人步步紧逼，那就集中优势兵力，打一个歼灭战，狠狠咬敌人一口，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这听起来很耳熟，对吧？
没错，这是教员最擅长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项英虽然对教员有偏见，但在军事指挥上，他还是不自觉地想模仿教员。
但他只学了皮毛，没学到精髓。
教员打运动战，前提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而且情报工作做得极好，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
而项英呢？
此时的红军，情报网已经被切断，两眼一抹黑。
部队长期疲劳作战，士气低落，弹药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项英调集了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总共五个团，大约五千人的兵力。
这是他手里最后的、也是最硬的一张王牌。
他的对手，是国民党军的一个纵队。
战斗打响了。
一开始，红军确实凭着一股狠劲，冲垮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喊杀声震天，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但很快，问题暴露了。
这五个团，来自不同的建制，缺乏统一的指挥磨合。
打顺风仗还行，一旦遇到硬骨头，配合就出了问题。
更要命的是，敌人的增援来得太快了。
国民党军不是吃素的，他们有电台，有汽车。
这边枪声一响，周围几个师的敌人立马像马蜂一样围了过来。
本来是红军想包围敌人，结果打着打着，变成了敌人包围红军。
这就尴尬了。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
红军的进攻受阻，弹药打光了，后续补给跟不上。
而敌人的炮火却越来越猛，飞机在头顶上扔炸弹，像下蛋一样。
红24师的师长负伤倒下了。
指挥系统一旦瘫痪，部队就开始乱。
原本的进攻阵型，被敌人的火力切成了几段。
战士们各自为战，虽然英勇，但无法形成合力。
项英在指挥所里，拿着望远镜的手在发抖。
他看到的不是胜利的红旗，而是漫山遍野的尸体。
那些穿着单薄军装的红军战士，倒在冰冷的泥水里，鲜血染红了荒草。
那是留守部队的脊梁骨啊！
就在这一仗，被硬生生地敲断了。
惨败。
彻底的惨败。
五个团的兵力，被打散了大半。能撤下来的，不到一半。而且个个带伤，士气彻底崩溃。
在撤退的路上，充满了绝望的气息。
没有人说话，只有伤员的呻吟声和沉重的脚步声。
在一个临时包扎所里，项英见到了一个团长。
这个团长是老红军了，参加过反围剿，立过不少功。
此时，他的腹部被弹片划开，肠子都流了出来，眼看是不行了。
项英蹲下身子，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喉咙像是被堵住了。
那个团长突然伸出一只满是血污的手，死死地抓住了项英警卫员的衣角。他的眼睛瞪得老大，瞳孔已经开始涣散，但眼神里却充满了不甘和愤怒。
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嘶吼道：
“首长……为什么……为什么不进山？”
“为什么要……硬拼？我们……我们不怕死……但不能……这么死……”
声音戛然而止。
团长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眼睛依然瞪着，死不瞑目。
那双眼睛，像是在质问项英，也像是在质问这个残酷的时代。
项英站在那里，久久没有动弹。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错得不可饶恕。
他想用一场正规战来证明自己，来保卫苏区，结果却亲手葬送了这支部队最后的希望。
牛岭之战，不仅打光了红军的家底，也打掉了项英最后的幻想。
从这一天起，所谓的“保卫苏区”，彻底变成了一句空话，留给他们的，只剩下两个字：逃亡。
10
1935年的春节（1935.2.4），对于中央苏区的人来说，过得比鬼节还惨。
牛岭一战，把红军的脊梁骨打断了，也把项英的心气儿打没了。
这时候，就算是个瞎子也能看出来，所谓的“保卫苏区”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保卫？拿什么保卫？拿头去撞敌人的装甲车吗？还是拿烧火棍去捅敌人的碉堡？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红军正规力量的瓦解，那些曾经被红军赶走的地主、恶霸，又回来了。
他们回来后组建“靖卫团”、“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等反动武装。
这群人回到原苏区后，打出“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口号，配合国军对中央苏区进行“清剿”。
他们回来只有两件事：抢钱，杀人。
而且他们的杀法，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狠。
正规军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完成任务，有时候是为了军功。
但还乡团杀人，是为了报仇。
他们对这片土地太熟悉了，谁家儿子当了红军，谁家给红军送过粮，谁家是苏维埃干部，他们门儿清。
于是，苏区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屠宰场。
曾经红旗飘扬的村庄，现在挂满了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
活埋、剥皮、点天灯……这些只在古书里见过的酷刑，成了每天上演的日常。
白军、还乡团的报复手段之残忍，不忍细讲。
据后来的粗略统计，在国民党军侵占苏区最初几个月内，瑞金被杀1.8万多人，于都被杀 3600多人，宁都被杀4700多人，兴国被杀2100 多人，会昌被杀972人，长汀被杀3237人。被完全毁坏的村庄145个，房屋近3.5万间。
项英坐在隐蔽的指挥部里，听着外面的风声鹤唳。
他终于醒了。
他意识到，再不跑，再不化整为零，这点革命的火种就要彻底熄灭了。
但是，他还是没动。
为什么？因为他还在等。
他在等中央的电报。
这就又要说到项英这个人的性格了。
他是一个极度遵守纪律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点死板的人。
在他的观念里，中央让他“坚守”，他就不能擅自“放弃”。
哪怕明知道坚守是死路一条，没有上级的一纸命令，他就不敢迈出那一步。
这是一种悲哀的忠诚，但在此刻，这也是一种悲哀的、致命的僵化。
陈毅急得嘴上都起了泡。他拿着那根破拐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像一头被困住的狮子。
陈毅吼道，“项英同志！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们就全完了！”
项英看着陈毅，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挣扎。
他何尝不知道陈毅说得对？但他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项英喃喃自语，“再等等……中央一定会回电的。主力一定会回电的。”
他不知道，此时的主力红军，正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被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那是红军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刻，遵义会议刚刚开完，教员刚刚拿回指挥权，正在指挥四渡赤水。
教员正在指挥四渡赤水，那是神仙仗，也是玩命仗，哪有功夫，几十万大军在狭小的地域里穿插迂回，电台都要静默，也没那个信号，来回复项英的电报。
这一等，就是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是流血的一个月，是绝望的一个月。
每一天，都有红军战士在毫无意义的坚守中倒下；
每一天，都有苏区百姓在还乡团的屠刀下哀嚎。
机会，就像手中的沙子，在等待中一点点流失殆尽。
如果说牛岭之败是战术上的无能，那么这一个月的等待，就是战略上的犯罪。
项英不是坏人，但他用自己的犹豫，给留守部队判了死缓。
当他终于等到那封电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11
12月下旬，陈毅再次建议项英分兵转移，他决定把一些游击队和领导干部分散到游击区。
队伍被分成了九路。
项英和陈毅走最后一路，算是断后。
在先期突围的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
这支队伍里没有多少战斗人员，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文弱书生。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教员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等都是这一批疏散出去的。
其中有两个名字，光彩夺目，却又让人心碎。
一个是瞿秋白，一个是何叔衡。
瞿秋白，那个曾经写下《多余的话》的文人领袖，那个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他本来身体就不好，患有严重的肺病，走几步路就要喘。
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和教员一起开创伟业的元老。他已经快六十岁了，胡子花白，是队伍里最年长的长者。
博古当初不带他们走，理由是他们身体不好，跟不上长征的节奏。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理由。
留下来面对残酷的游击战，难道比长征更轻松吗？
这简直就是变相的死刑判决。
二月的一个清晨，福建长汀附近的山林。
枪声大作。
敌人发现了这支行动迟缓的队伍。宋希濂的国民党军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
警卫排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
何叔衡跑不动了。
他在崎岖的山路上，每走一步都是煎熬。
看着身边一个个倒下的年轻战士，这位老人的心在滴血。
他停下了脚步。
他知道，自己成了累赘。
如果大家还要护着他，谁也跑不掉。
此时，他们被逼到了一处悬崖边。
何叔衡转过身，叫住了身边的警卫员。
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里面包着几块银圆和一点零碎的钞票。
那是他最后的党费。
何叔衡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在交代一件家常事，“我不走了。你们快走，别管我。带着我，大家都走不了。”
警卫员哭着想去拉他，想背他。
何叔衡微笑着推开了警卫员的手，指了指东方的天空：“你们要替我看到天亮。”
说完，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纵身一跃。
深渊吞噬了他的身影。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他就这样把自己留在了这片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土地上。
另一边，瞿秋白也被捕了。
他没有跑，因为实在跑不动了。
当敌人的枪口指着他的时候，他只是淡淡地整理了一下那件破旧的长衫，用一种近乎蔑视的眼神看着敌人。
后来，宋希濂认出了他。
国民党想劝降他，许以高官厚禄。
瞿秋白只是笑了笑。
他在狱中写诗，刻章，读书，仿佛不是在坐牢，而是在度假。
六月十八日，罗汉岭。
行刑的日子到了。瞿秋白走到一处草坪，盘腿而坐，看着周围的青山绿水，对刽子手说了一句名言：“此地甚好。”
枪响，人亡。
那一年，他三十六岁。
这些元老的凋零，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惨痛的一页。
他们本该是国家的栋梁，是革命的导师，最后却像落叶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落在了荒山野岭。
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
也许是博古的短视，也许是项英的迟疑，也许是那个残酷的时代。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血，流干了。
只剩下那个“看到天亮”的愿望，在风中回荡。
12
1935年的2月，瑞金的雨还在下，但风向变了。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留守指挥部里，发报员突然激动地跳了起来。
“收到了！收到了！中央回电了！”
项英和陈毅几乎是扑到了电台前。
这封电报，他们盼了太久，盼得头发都白了。
译电员的手在颤抖，随着一个个汉字被翻译出来，陈毅的眼睛越来越亮。
电报的开头就是四个字：“万万火急”。
这封电报的内容，和以前博古、李德发的那些又臭又长的八股文完全不同。
没有空洞的口号，没有教条的指示，只有实实在在的干货。
电报指示：立即放弃保卫苏区的任务！立即改变组织方式，部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机关人员精简，干部下放到游击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不要硬拼，要钻山沟！
同时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中了苏区目前最致命的毒瘤——僵化。
最关键的是，电报里那种透着一股子“狠劲”和“灵气”的战术风格，太熟悉了。
那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味道，扑面而来。
陈毅拿着电报，手竟然有些微微发抖。
他太熟悉这种风格了。
他在井冈山跟了那个人那么多年，这种语气，这种谋略，除了那个人，没人写得出来，陈毅判断教员可能已经重返中央领导层。
陈毅既兴奋，又想哭。
兴奋的是，红军终于有救了，路线终于对了，想哭的是，这份电报来得太晚了。
如果在两个月前，在牛岭之战前，甚至在主力刚走的时候，能收到这份电报，红军何至于损失这么大？
何至于把老本都赔光？何至于让那么多优秀的干部和战士白白送死？
项英看着电报，沉默不语。
他虽然对教员有成见，但他也是个识货的人。
看着这份电报，再对比一下自己这几个月的瞎指挥，他也不得不承认，人家是对的。
那个人，确实比他高明，比博古高明，比那个只会画圈的李德高明一百倍。
这份来自遵义的电波，虽然跨越了千山万水，虽然迟到了，但它终究还是来了。
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由博古、李德瞎指挥的时代，彻底翻篇了。
它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今天起，南方红军不再是被动挨打的靶子，他们将变成山林里的猛虎，变成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幽灵。
“执行命令吧。”项英叹了口气，把电报放在了桌子上。
这一刻，他终于放下了那个沉重的“保卫苏区”的包袱，准备迎接真正的游击战争。
13
最后的时刻到了，中央分局决定，剩下的部队分九路，分别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从形势的发展来讲，最迟12月底就要突围。
硬是拖拖拉拉了几个月，搞到2月上旬才下决心，中旬开始布置，下旬正式行动。
无论项英多么不情愿，无论陈毅多么不舍。
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大家都知道，这一走，能活着走出封锁线的，恐怕十不存一。
但在走之前，还有一件最揪心的事情要处理——伤员。
此时的留守部队里，还有两千多名重伤员。
他们断胳膊断腿，根本无法跟随部队进行高强度的突围。他们是红军的功臣，是为苏区流过血的英雄。
带上他们，大家都得死；留下他们，面对穷凶极恶的还乡团，又于心何忍？
这是对人性的终极拷问。
陈毅拄着拐杖，来到了伤员安置点。
那里躺满了年轻的战士，有的还在发烧说胡话，有的伤口已经化脓。
看到陈毅来了，大家都挣扎着想坐起来。
陈毅看着这些曾经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眼泪止不住地流。
陈毅的声音哽咽了，“同志们……部队要突围了，要钻深山老林，路太难走……我们……我们带不走大家了。”
人群里一片死寂。
过了一会儿，一个少了条胳膊的战士喊道：“首长，你们走吧！别管我们！给我们留颗手榴弹就行！”
“对！留颗手榴弹！敌人来了我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陈毅摇了摇头。他不忍心。
他做了一个决定：把伤员托付给老百姓。
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
要知道，现在的苏区，到处是白色恐怖，藏匿红军伤员是灭门的大罪。
但陈毅相信苏区的群众。
动员会开到了村子里，陈毅站在打谷场上，对着黑压压的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乡亲们，红军对不住大家，没能守住家。现在我们要走了，这些伤员……是我们的心头肉，也是大家的子弟。能不能请大家把他们领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只要给口饭吃，让他们活下来……”
话还没说完，人群里就走出来一位大娘。
大娘抹了一把眼泪，“陈军长，你别说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心里有数。我那小儿子前年牺牲了，今天我就领一个回去，当亲儿子养！”
“我也领一个！”
“我家地窖大，能藏两个！”
一时间，那些衣衫褴褛的百姓纷纷涌了上来。
你背一个，我抬一个。
不到半天时间，两千多名伤员，竟然被抢光了。
看着这一幕，项英和陈毅都哭成了泪人。
这就是苏区的人民啊！这就是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百姓啊！他们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红军最后的希望。他们是用全家的性命，在为革命留火种。
伤员安置好了，部队轻装上阵。
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项英和陈毅带着最后的队伍，消失在了茫茫大山之中。
九路突围，惨烈异常。
只有陈潭秋和谭震林，龚楚（三个月后叛变），还有毛泽覃这三路成功突围，其他六路全部遭遇袭击，许多重要领导人都是在这一役中牺牲的。
项英、陈毅还有贺昌这一路是最后走的，但凭着陈毅丰富的游击经验，硬是在敌人的缝隙中钻了出去。
他们进入了赣粤边的油山。
在那里，他们将像野草一样，在石缝中求生存。
吃野菜，睡山洞，像野人一样生活。这就是著名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这三年，他们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活着，坚持住。
但这把火，终究没有灭。
它在南方的深山老林里，顽强地燃烧了三年。
三年后，当抗日的号角吹响时，这把火将再次燎原，汇聚成一支铁军——新四军。
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此时此刻，看着身后渐渐远去的瑞金城，看着那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陈毅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无数人的骨头，但也铺平了通往未来的路。
长征的人走了，留守的人还在战斗。
无论是在雪山草地，还是在南方密林，他们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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