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国开展规模庞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有效地打击到了贪腐行为。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为已甚的情况，不少军队干部被人找到机会攻击，被污蔑是“大老虎”。
比如三野的王集成，他历任红1军团2师6团政委、红75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7师政治部主任、华野4纵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这份资历本来要成为中将是轻而易举的，但他在“三反五反”中被举报，最终只获得少将军衔。
还比如四野的李中权，他的情况跟王集成类似，论职务足以授中将，奈何也被人抓住问题放大了。而举报他的那个人，是老部队的老部下，这背后的矛盾很令人唏嘘。
一、举家革命，九口长征
李中权1915年出生于四川达县，念过高小、中学，曾在家乡的红军游击队战斗。
1932年末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根据地，李中权举家参与革命，男丁或上前线或筹措粮草，女子或抢救伤员或制作被服，一时成为佳话。后来红四方面军转移，李中权一家除了他以外还有9口人参与了长征，并且，这条路上他失去了6位至亲。
1933年末，部队抵达四川通江一带，李中权的父亲李惠荣并非战斗人员，有天正在为部队收集木柴时，撞见一名红军通信员被敌追击。
李父为掩护这名红军，就把帽子与之对调，然后自己去引开敌人。当没有退路后，李父又勇敢上前与敌搏斗，最终不幸牺牲。
1934年3月，李中权的大哥李中泮因反对红四方面军领导老张的个人主义，遭到迫害，被错杀于平昌县元山场。李中泮时任红33军独立团政委，长征结束后，中央纠正了老张的错误，追认李中泮为革命烈士。
后来李中权的二哥李中池在会理战斗中牺牲；五妹李中珍、妹夫石映昌也在过草地时遇难。李中权的母亲王理诗带着年幼的李中柏、李中衡、李中秋随红军家属行动。
本来长征就万分艰苦，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两条腿肿胀得厉害，腹部还生出一个毒疮。即便如此，母亲为了不让李中权担心，行军途中相遇，她也会尽可能表现得无恙。
这对母子最后一次见面是1936年3月，已任师政委的李中权在西康巴县东边耳的时候，看到了母亲及几个弟弟妹妹。
他看着沧桑的亲人无比难过，但因为纪律又不能带在身边，只好将自己的战马、一袋干粮、一块银元留给了母亲，随后忍痛告别。
此举对家人帮助还是很大的，母亲及弟弟妹妹靠着战马翻过了雪山，可惜1936年7月，队伍走到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时，母亲再也撑不住了，她对身边几个孩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跟着红军走。
几个年幼的孩子哭着掩埋了母亲，在其他红军家属的照顾下，跌跌撞撞到了陕北，1937年春与李中权相聚于延安宝塔山下。
原本出发时一家十口，抵达后仅剩下四人，李中权泪流满面，但他内心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希望能建立新的政权，让其他群众不用再受自己家的这种苦。
后来李中权担任过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9纵政委、四野46军政委等职。
46军的源头就诞生于冀东，李中权与这支部队渊源极深、感情极好，然而，后来他被举报也是出自这支部队的老部下。
二、调到空军，被翻“旧案”
新中国成立后，李中权奉命去支援空军事业，出任空3军政委。由于当时空军初建，很多经费都没有到位，李中权就犯了一个好心但违反纪律的错误。
他为能让空3军尽快投入工作，就将一部分46军的经费带到了空3军，用这部分经费为空3军购买器材、建设营房。
客观而言，李中权并非中饱私囊，他都用在了公事上，只要走个手续，按照规定把账目做好，或者走个借款程序，以空3军的名义借46军的经费，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李中权事先事后都没有做此类动作，就直接将经费带到其他单位了。
他是出于军人思维，觉得把事情做好就行，重视结果不在意过程，如果放在战争年代还好说，可稳定下来后，各项工作必须要按照规章制度，李中权的疏忽，后来就被人抓了“小辫子”。
其实当年不止李中权这样做，像陕西军区司令员刘金轩、华东空军政委王集成、苏北军区司令员张振东、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王智涛等人都有过为了尽快投入工作而忽略手续的事。
说白了就是在战争到和平过渡中，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只想着抢时间把事情办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其实可以理解，毕竟打仗时如果事事需要请示，那等批准，局面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无规矩不成方圆，迈入正轨后，有些手续是必须要走的。这种事情出自公心，可大可小，奈何李中权曾经跟人有过争执，就搞得比较严重。
据李中权回忆录所述，“三反五反”开始不久，他接到了46军党委的通报，说他存在贪污、浪费等问题。这让他感觉非常委屈，当即决定回到46军把事情说清楚。
本来李中权以为老部队都清楚彼此的做事风格，自己能很快恢复清誉，然而军领导张秀川等人以军党委名义对他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要严办，任他如何解释都没用。
当时各地都在“打虎”，一些投机取巧之辈为了能获得“成绩”、在上级面前露脸，就开始上纲上线扩大化，让问题的本质都产生改变，使得部分人受到误伤。
不过李中权的事情要更复杂一些，他不止是被扩大化，还有几分遭打击报复之嫌，这主要源于一件1951年的往事。
当时李中权还没有调到空军系统，正在军区学习，46军的政治工作就交由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负责。在部队的打靶考核中，张秀川发现有的指战员存在补打的现象，他认为很不好，就让报纸大肆批评，上纲上线。
副军长萧全夫将情况反映上去后，李中权提出不同的看法，即补靶肯定不对，但只是个别现象，不应上升到“全军锦标主义”的高度，报纸停止这方面的宣传。
张秀川不服，与李中权激烈争论，但李中权是军政委，他按自己的想法做了结论。没想到的是，张秀川继续向上级反映，得到了军区首长的认可。
军区首长很快还质疑46军的领导，说张反对锦标主义是对的，为什么军一级不支持？李中权则表示：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因为这件事，李中权和上级与下级都表示了分歧，所以张秀川后来举报了他，上级领导也没帮他说话。
对于处分，李中权心里是不服的，用了三年去申诉，后来事情查清楚他的确没有私用公款的行为，但处分也没有得到撤销。
正因为戴着“帽子”，李中权在全军定级时仅为副军级，他可是1947年8月东野9纵组建时就担任纵队政委了，与他差不多同时期担任政委的梁必业、邱会作等人大多是准兵团级，即便晚成立的纵队好几个政委也是正军级，可惜李中权却...
如果没出这档子事，李中权评正军级问题不大，到1955年正军级大多对应中将，李中权的情况基本也会如此。奈何有这样一桩官司，唉。
李中权自己回忆也说：那个错误处分影响了我的定级、授衔、职务和使用，内心长期感到痛苦。至于张秀川，李中权在回忆录里也谈及了看法，认为对方善于钻营，有人被他蒙蔽后，给予其很大的权力。不过这种做法注定无法长久，步步高升之后就是跌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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