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过后，长征出发时八万六千人的中央红军，仅余三万。
而在未来两年、跨越中国十一个省份的漫漫征途上，红军三大主力出发时总计约二十万六千将士，加上沿途补充的一万七千人，最终抵达陕北会师时，只剩下五万七千人。
这意味着，平均每前进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每十二名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战士，只有一人能看见陕北的窑洞。
那个动用了百万大军、发誓要“根绝赤祸”的蒋介石，为何却在最后关头停止了追击？
1934年10月，赣南上空压着沉重的空气。第五次反“围剿”已陷入全面溃败，红军苦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眼看就要陷落。
中央机关决定突围北上，这是一次不得不走的战略转移。
但就在动身离开的前夜，红军的行动轨迹几乎已暴露无遗。
中央希望悄然出发，而蒋介石，却早已等在前头。空中侦察报告、地方情报系统、投诚叛变者的交代，乃至当时《中央日报》《工商日报》的公开报道，几乎同步揭示了红军的出发时间和前进方向。
红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张翼的投敌，更成了压倒性的一环。
这意味着，红军此行不是秘密转移，而是“带着喇叭”突围。
蒋介石已是全面部署、提前设防。他判断红军试图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连续设下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最后一道湘江防线，意在将红军堵死在江东，形成一次致命围歼。
红军的危险不仅来自外部。
此时实际掌握指挥权的是博古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们对中国战场缺乏足够理解，却强行将教条化的苏联经验套用在红军身上。
战略转移被处理成一次“整体搬迁”——不仅战斗部队出发，还带上了大批非战斗人员和沉重器材，甚至包括印钞机、电台设备、医疗器械等。队伍臃肿，机动性几乎丧失。敌军主力快速包抄，而红军仍在漫长的行军队伍中艰难前行。
在战术层面，领导层坚持“避战求突围”的僵化路线，错失多次在湘南主动设伏、各个击破敌军的机会。
最终，红军主力被硬生生压到了湘江畔，陷入敌军三十余万中央军、湘军、桂军与粤军的重重包围。
湘江战役由此爆发。红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奋力突围，八军团几近全灭，三十四师全军覆没。
飞机轰炸、重炮封锁，队伍被撕碎、阵线被压缩、后卫一线一线地消失。
这是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战。
湘江的鲜血，唤醒了许多将士。
战士们怀念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打胜仗的日子，呼唤着毛主席重新领导红军。这条用生命铺就的道路，正急切地指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湘江虽过，危机未解。蒋介石判断红军仍将按原计划北上湘西，迅速调集重兵，在通道口设下新的合围。若照原定路线前进，红军很可能在几日内再陷包围。
此时，毛主席提出关键建议：彻底放弃湘西方向，改道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反复争论，毛主席的主张最终被采纳。这次路线调整，挽救了整支队伍。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中那栋普通的两层小楼，成了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分水岭。
遵义会议公开批评博古与李德的指挥错误，正式确立毛主席在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完全脱离苏联控制的情况下，独立解决自身危机。
毛主席后来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新的指挥核心刚刚形成，就迎来了更为凶险的局面。蒋介石亲自抵达西南，调集川、滇、黔及中央军约四十万兵力，准备在川黔滇交界一带完成最终围歼。
在他看来，红军已是远离根据地、物资匮乏、疲惫不堪的流寇，“收网”只是时间问题。
但他忽略了一点：毛主席已经重新拿回了指挥权。
接下来的行动，成为整个长征过程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章——四渡赤水。
面对十倍敌军，毛主席采取极端灵活的机动战术，在崇山峻岭之间反复腾挪。
一渡赤水佯攻长江北岸，迫使敌军内缩防线；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出其不意，夺下遵义，补充粮弹；三渡赤水再引敌西进；四渡赤水南下乌江，直接威胁贵阳。
蒋介石被迫调动滇军护驾，云南兵力因此空虚。
红军趁机折向，逼近昆明后突然北上，以昼夜兼程之势直奔金沙江。敌军还在调兵换防，红军已悄然渡江。
当国民党军抵达江岸时，对岸早已空空如也。整个包围圈被撕开，蒋介石的追剿计划土崩瓦解。
红军渡过金沙江，局势出现根本性转折。敌我态势，从“被围剿”向“主动突围”过渡，但战斗从未中断，牺牲仍在持续。
接下来，他们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冰雪封山的夹金山，穿越泥泞沼泽的松潘草地，昼夜行军、连续作战，最终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完成了表面上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转移”。
此时，蒋介石原本倾尽中央军主力，试图通过多路合围、一战歼灭红军的部署，已难再维持。
从四渡赤水开始，红军以极强的机动能力和战略欺骗频频调动敌军主力，打乱追剿节奏，使国民党军“追之不及、守之无力、围之不成”。
进入川西之后，红军北上路线避开人口密集区，穿行于高原、山地与草原交界地带。这是当时中国最偏远、最缺乏道路、最难以生存的区域。
补给极难维持，通讯时断时续，大兵团根本无法展开。对于严重依赖铁路、公路与后勤线的国民党中央军而言，这种作战环境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
换句话说，红军选择了最艰难的路线，但也正是这一选择，将自己从被包围、被围歼的困局中拉出，逼迫敌人跨入一场消耗战与政治风险并存的泥潭。
红军走向地理的极限，也把敌人的围剿能力逼至临界点。
而此时，蒋介石面临的国家形势也正急剧变化。日本在华北步步推进，华中腹地危机四伏。西南的刘湘、龙云、王家烈等地方势力仍各自为政，中央对边疆的掌控依然薄弱。
红军的转战，恰好穿越了这些军阀地盘，蒋介石既想借“追剿”之名扩展中央军势力，又必须谨慎处置地方割据者的反弹情绪。
他的目标早已不只是红军，而是整个西南军政版图的整合。
特别是当红军抵达川康，成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蒋介石的战略重心已转移。
他不再把“彻底剿灭”视作第一要务，而是更多考虑如何分化红军，借此进一步控制四川。
长征途中不断涌现出的红军政治主张，也在逐渐改变全国氛围。他们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敌。
这种主张在日益高涨的民族危机背景下，逐步获得各界认可。舆论、学生运动乃至军队内部，都开始对国共内战提出质疑。蒋介石再想全面恢复围剿态势，已非单靠命令即可推动。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他们人数已不足当初出发时的四分之一，但指挥体系更加集中，路线更加坚定，组织性与纪律性反而提升至一个新高度。
与陕北红军会合之后，中国共产党终于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落脚点。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已经在军事与政治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蒋介石虽不甘失败，但此时已无力重启全面追击。国内政治压力与日俱增，东北、华北局势迫在眉睫。
最终爆发的西安事变，将这种矛盾彻底推向公开摊牌的地步。
张学良逼蒋“联共抗日”，全国上下的“停止内战”呼声压倒一切，蒋介石不得不妥协。
回过头看，蒋介石停止追击是被动中止，是被红军的坚韧意志、高超谋略、极限行军和不断上升的政治声望，一点一点压退到无法继续的边界。
那二万五千里路上牺牲的约十五万英魂，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用生命为代价，淘汰了错误的路线，淬炼了正确的领导，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这支历经九死一生而重生的队伍，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
一支有理想、有主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军队，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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