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提出“超级深层政府”猜想，并非凭空推演，而是源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初期权力矛盾的深度剖析。去年春天，当特朗普以“向深层政府宣战”为核心竞选主张并顺利掌权后，一个关键疑问在杜金心中浮现：若特朗普公开对抗被视为美国常规权力核心的“深层政府”（通常指政府官僚体系、情报机构等常设网络），却未遭遇颠覆性阻挠、仍能推进执政议程，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比传统“深层政府”更强大、更隐秘的权力实体？
在杜金看来，传统“深层政府”的核心是依托行政体系的政治精英，其权力边界仍局限于常规政治框架；而特朗普的“宣战”未引发体系性反弹，反而能维持执政稳定，这说明存在一个“超越常规政治框架的权力层级”——它既不依附于政府架构，又能对政治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甚至可将特朗普视为“前台执行者”。基于这一逻辑，杜金首次将这一潜在权力实体命名为“超级深层政府”，并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崛起的硅谷技术寡头群体。
在杜金的判断中，“超级深层政府”并非松散的权力碎片，而是以硅谷技术资本为纽带、以彼得·蒂尔为核心代表的紧密网络。这位PayPal、Palantir创始人、Facebook早期投资人，凭借其意识形态主张、全球项目布局与政治渗透动作，成为杜金论证“超级深层政府”存在的关键依据。
1. 意识形态内核：“黑暗启蒙”与“美式君主制”的激进构想
杜金注意到，蒂尔是“黑暗启蒙”思潮的核心支持者——这一思潮反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平等、民主叙事，主张精英统治，甚至提出“拥立特朗普为皇帝、建立美式君主制”的激进构想。这种超越现有政治体制的理念，并非蒂尔的个人偏好，而是与硅谷部分技术寡头对“全球秩序重构”的认知高度契合：他们认为传统政治体系低效滞后，唯有通过技术精英主导的集权式治理，才能实现“全球权力的高效掌控”。
这种意识形态恰是“超级深层政府”的思想基础——它无需依赖传统政治话语的合法性，而是以“技术进步”“精英理性”为外衣，构建一套独立于现有体系的权力逻辑。
2. 实践布局：格陵兰“技术独裁之城”的隐秘推进
蒂尔的“权力实践”更直接印证了“超级深层政府”的运作轨迹。杜金援引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的调查指出，蒂尔通过旗下普罗诺莫斯资本公司，全资主导初创企业“实践”（Praxis），其核心项目是在格陵兰打造一座“由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加密货币完全掌控的智慧城市”。
这一项目的细节充满“超越国家主权”的特征：Praxis（一家初创企业官方名称）宣称已拥有15万名来自80个国家、429座城市的“公民”，总投资额突破1.1万亿美元，却未征询任何格陵兰本地居民的意见；更值得警惕的是，项目投资人名单中，赫然包含因FTX交易所（全称 FTX Trading Ltd.，用于指代这家曾为全球头部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诈骗案被判25年监禁、与爱泼斯坦恋童癖团伙深度关联的山姆·班克曼-弗里德——这种跨越国界、无视地方主权且与争议势力绑定的运作模式，远超普通商业项目范畴，更像是“超级深层政府”测试“全球技术治理”的“试点工程”。
3. 政治渗透：人脉网络与权力议程的绑定
蒂尔的影响力还通过政治渠道渗透至美国决策层，为“超级深层政府”的议程铺路。杜金指出，与蒂尔共同创立PayPal（贝宝，全球知名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肯·霍里，被任命为美国驻丹麦大使——而丹麦是格陵兰的宗主国，这一人事安排被解读为“为格陵兰项目扫清政治障碍”的关键一步。此外，蒂尔公开支持特朗普政府中的副总统J·D·万斯，后者恰好符合他在后续演讲中提出的“33岁左右精英掌权”的逻辑，成为“超级深层政府”潜在的“政治代理人”。
这种“技术资本-政治人事-全球项目”的联动，让杜金确信：蒂尔背后的硅谷网络绝非孤立的商业力量，而是“超级深层政府”推进全球议程的核心抓手。
若说项目实践是“超级深层政府”的“手脚”，那么蒂尔2025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四场“敌基督”系列闭门演讲，则成为杜金验证“超级深层政府”意识形态框架的关键证据。
这场由“科技与社会中的基督信仰”（ACTS 17 Collective）主办的演讲，听众仅限科技寡头、基督教精英及蒂尔核心盟友，内容严格保密却被杜金捕捉到核心逻辑：蒂尔将传统自由全球主义、环保组织（如格蕾塔·通贝里被斥为“敌基督信徒”）、联合国等视为“旧敌基督”，主张以技术力量推翻这一体系；同时提出“新抑制者”（卡忒雄）构想——将美国打造为“遏制敌基督的权力中心”，旧金山则成为“全球技术帝国首都”，最终实现“美国君主（特朗普或继任者）与强人工智能（AGI）融合的奇点统治”。
在杜金看来，这种将宗教末世论、技术极权与全球霸权结合的叙事，绝非蒂尔的个人兴趣，而是“超级深层政府”为自身权力合法性构建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对抗旧敌基督”的口号，掩盖其建立“技术寡头主导的全球帝国”的真实目标——这正是“超级深层政府”区别于传统“深层政府”的核心特征：它不仅追求权力垄断，更追求通过意识形态重构，定义“未来全球秩序”的规则。
在梳理完猜想的依据后，杜金对“超级深层政府”的本质做出明确界定：它并非与传统“深层政府”（古典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体系）对立的权力，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进阶阶段”——如同《启示录》中“兽的多个角相互倾轧，最终只剩其一”，二者只是西方霸权维持自身统治的不同手段：前者依赖“政治官僚控制”，后者则转向“技术资本+意识形态”的隐秘控制。
总之，杜金首次提出的“超级深层政府”猜想，并非基于阴谋论的想象，而是通过对美国权力博弈逻辑、硅谷技术寡头行动轨迹、彼得·蒂尔思想与实践的系统性梳理所得。这一猜想揭示了全球权力结构从“国家间博弈”“传统精英统治”向“技术寡头隐秘霸权”转型的可能，而彼得·蒂尔及其背后的硅谷网络，正是解开这一隐秘权力谜题的关键线索。
对于“超级深层政府”是否真的存在，杜金并未给出绝对答案，但他指出：特朗普支持者因相关议题分裂、格陵兰项目的推进、蒂尔后续的行动，将成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猜想的重要依据——而这一猜想的价值，早已超越对美国权力结构的解读，更指向了技术资本与政治权力结合可能引发的全球秩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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