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6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走廊的灯彻夜未熄，68岁的陈永贵闭上了眼睛。院方把噩耗立刻传真至山西昔阳县，随后电话线被挤占到几乎打不进去——人们难以相信，那位常年脚踩黄土的老农民真的走了。

消息传到大寨，清晨上山喂牲口的社员急匆匆围到广播室，久久沉默。几分钟后，一个中年汉子抹着眼角对旁人说了句：“老支书说过，地还是要照管，别耽误春播。”话音刚落，人群又四散开去，犁沟里照旧扬起薄薄尘土。

追悼会的通知却在北京犯了难。陈永贵既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又自称“庄稼把式”，生前三番告诫“草席一卷，埋土里就行”。规格若低了，不符身份；铺张又背离遗愿。几十年革命队伍惯常遵循的礼遇条例，一时竟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条目。

葬礼筹备处把三套方案摆到中央办公厅：一套按副国级，一套按省部级，一套按劳动模范。各方讨论得面红耳赤。就在僵持时，邓小平看完材料，只留下九个字——“按副总理办，务求简朴。”一句话，锤音落定，所有争论戛然而止。

究竟是什么经历，使得一个泥腿子能让国家最高决策层如此慎重？时间倒退72年：1914年，陈永贵出生在昔阳县南寒的土窑洞里。家里“地薄人多驴都嫌”，母亲因饥饿早逝，两位姐姐先后被卖。少年陈永贵一天顶两天干，攒下的念头只有一个：把粮食压到仓檐流。

1930年代，华北战事绵延，他给八路军送过情报，也在地头搭伙打游击。1948年秋，他正式入党——那年昔阳的高粱比人高，他却记得的是支部书记递来入党志愿书时说的一句话：“苦日子翻篇得靠自己动手。”

新中国成立后，昔阳县耕地七成是坡耕，刮风跑土，下一场小雨就冲沙。别人把地说成“石碾子”，陈永贵硬是琢磨出“石窝育苗”“反坡梯田”这些土办法。1953—1962年，大寨粮食产量连翻数番，记分牌上的数字在山里传成传奇。

1963年8月洪水，500来间房屋和大半梯田顷刻冲毁。救灾款电报当天送达大寨。社员们望着空地上歪倒的檩条，没等讨论，便听见陈永贵拍着胸脯说：“国家有更急的地方，不要，我们自个修。”这一声“不要”，后来被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刊发，引起中央高度关注。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寿宴。政务繁忙的毛主席专门请来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众目睽睽下拉着他的手：“他是懂农业的。”一句质朴赞语，把“农业学大寨”推向全国；那年冬天至来年春天，山西迎来八千多批参观队伍，昔阳火车站的站台挤到要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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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人们第一次看到国务院会议桌旁出现农民装束：草绿色棉衣、解放鞋、泛白毛巾。开完会他常挎着公文包直奔河北、河南田头，晚上住集体招待所，第二天凌晨摸黑看苗情。国务院老司机笑称：“油门都跟不上陈副总理的脚步。”

1979年卸任，那句话又响：自己还是农民。他谢绝专车，回昔阳蹲在地头总结“旱作节水法”。1983年调北京东郊农场，他对同事说，“离首都近些，方便反映基层情况。”三年后咳嗽不断，经确诊为肺癌。他拒绝进口药，坚持普通病房，说国家的钱得花在育种试验上。

病重期间，昔阳几十位老社员自发凑路费赶到北京，值班护士好不容易让他们轮流进入。临别前，一位老汉握住他的手，哽咽着挤出一句：“老支书，庄稼都好着呢。”陈永贵艰难抬眉，轻轻点头。两人对视不到十秒，却把力气用尽。

3月26日凌晨心电监护仪归零。负责后事的小组搜出他的遗嘱：薄棺、浅埋、无花圈、无挽联。可国家对建国以来副总理级别逝世者的礼仪绝非四条线能概括。筹备组在礼堂连夜测量布置，却始终犹豫是否使用国旗覆盖灵柩。

邓小平指示下达后，方案迅速落地：遗体告别放在八宝山小礼堂，现场不摆花圈，只插一束麦穗；挽联仅写“陈永贵同志一路走好”；灵车经过的路段不封道；骨灰火化后寄存，日后由家属带回昔阳安葬。参加仪式的除了中央领导，更多是昔阳大寨来的农民代表，他们衣服上还带着泥点。

火化前，工作人员按照山区旧俗，把一撮大寨梯田的土撒在骨灰盒底部。有人轻声补了一句：“让他回到地里。”整场仪式不到四十分钟，却无人觉得简陋，反倒说“合他性子”。

此后，大寨改种果树又开办旅游，老支书的名字被印在村口石碑上。每年清明，一队队游客在梯田边停驻，看那一片片石埂与土垄，偶尔有老人指着远处说：“那道埂，陈永贵抡镢头修的。”声音不高，却足够让后来人听见风吹过黄土地时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