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沈阳的收音机里传出天皇“终战诏书”的沙哑声，各国新闻社的电波此起彼伏。人群拥在中山广场，有人欢呼，也有人木然。就在这座拥挤的满铁大楼里，一名三十一岁的伪满少校静静合上密码本。他的日文名字叫“金宪东”，可在心底，他早已自称“艾克”。
时间往回拨到1914年8月，一场变故搅乱了旅顺肃王府的气氛。那天傍晚，家人还在为十九岁的六少爷宪英溺亡哭泣，新生婴儿的啼哭突然划破夜色。婴孩被取名“宪东”——寄望于“宪给东亚”。善耆亲王喜怒难辨，只说了一句：“换了一个归来。”后院灯火摇晃，仿佛预示着命运亦在颤动。
幼年时期的宪东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显玗一同穿着和服，从稚气里接触武士道。显玗被过继给川岛浪速后易名“芳子”，日后因谍报行径声名狼藉。兄妹俩常在庭院比试剑道，芳子笑着喊他“小老弟”，他却更喜欢摆弄院子角落的一台破留声机——里面有梁启超的演讲录音，字句颤抖，却让少年第一次感到心跳。
1921年夏末，四侧福晋因误服堕胎药香消玉殒，善耆亲王不久也病逝。王府仿佛一夜间失了骨架。川岛浪速以“履行兄弟之约”为由，将七岁的宪东带去东京，再送进长野的军士养成所。五公里负重跑、冰水浴，这些课目把身体练得结实，却压不住他对日本殖民扩张的反感。一次晚点名，教官高声问：“大东亚共荣为何物？”少年脱口而出一句中文：“谎言！”鞭痕狠狠落下，他却没后悔。
1927年，宪东跟随十九哥宪容再赴东京留学，住进简陋木屋，第一次与工厂工人同吃一锅白萝卜汤。对比王府旧日的精致银餐具，他忽然理解了“活着的滋味”。也是在这年冬天，他结识东京学生领袖加藤惟效。深夜的神田河畔，两人对坐石阶，加藤轻声说：“回满洲，去找中国共产党。你的战场不在这里。”月色打在河面泛白，宪东点头，“我懂了。”
1935年春，他顶着“金宪东”的身份进入伪满军，担任宪兵大队情报官。因与溥仪同宗，又有川岛芳子背书，晋升一路绿灯。一些旧识羡慕他前途无量，他却暗自焦躁——找不到党组织。夜深灯暗，他常在军营地图前发呆，指尖在松花江与牡丹江一圈圈滑动：“他们在哪里？”
1944年初夏，答案终于现身。地下党交通员借送煤之机递上一张写着“读者需要入党介绍人”的小纸条，下方附有一段密码诗。宪东默背整夜，第二天用日军特急电报网，将第一份坦克调动表送出。自此，一条隐秘情报线在沈阳到延边之间开通。几番接头后，组织认可了他的真诚，他向镜子郑重说：“再见了，贵族子弟——你好，艾克。”
日本投降当天，艾克主动向苏军缴械，又协助东北局接管仓库。他熟知关东军后勤体系，帮八路军拿到两百余座粮、械库的钥匙。1946年春，他被李运昌接纳进东北人民自治军，担任沈阳卫戍司令部第二纵队副司令。行军途中，伙伴听说他妹妹是川岛芳子，都皱眉。他淡淡回一句：“血缘不能选，立场能。”
辽沈大战爆发后，艾克带队攻打凤凰山、守卫鞍山炼钢基地，数度与旧日同僚短兵相接。一次战后清点俘虏名单，他无意中瞥见昔日上司的名字，沉默几秒，命人照章办理，再没多言。有人问他是否心软，他摇头：“这是战争的价格，各人自己掏腰包付。”
1949年全国胜利前夕，三十五岁的艾克被授予团级职务，并受命筹建辽西日语翻译培训班，培训出的数百名译员日后活跃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与对日谈判一线。1957年，艾克转业到外文出版社，精通汉、日、满三语的背景让他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1978年，国务院批准他以“地专级”离休。那时，他刚过花甲之年，面色仍红润，骑一辆二八自行车往返社里，翻译《日本史料选辑》。编辑室灯常亮到深夜，同事劝他早点回家，他抬头笑笑：“黑白稿纸比头枕得更踏实。”
1990年代，中日关系风云多变，他多次奔走于学术研讨会。一次会后，日本学者半开玩笑地问：“阁下同胞里也出过川岛芳子，你怎不忌讳？”他推了推眼镜，答得极轻：“历史账各有结算，我只做自己的清单。”
2001年冬，艾克在北京病逝。遗嘱很简单，一方印、一部新华字典、一张二十五年前翻译班合影。他始终未在公开场合谈及王府旧事，也不以“爱新觉罗”自称。对于那段剪不断的血脉，他曾如此概括：“倘若家门口的萧瑟风声能提醒我站在哪边，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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