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5日拂晓，北平第一监狱的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拖曳声、枪机上膛声在空旷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几分钟后，一张冷冰冰的照片被递到了等候的记者手中。照片里的人剃着短发、穿着囚服，被官方标注为“川岛芳子，已伏法”。从那一刻起，她的生死再无悬念，可真正令人唏嘘的并不是这位日军“女谍”的结局，而是把她推向深渊的那个日本养父——川岛浪速。
人们总是好奇：一个八旗郡主为何沦落至此？线索要从1906年说起。那年，肃亲王善耆在盛京府邸迎来小女儿显玗，按满洲贵胄的礼制，王府里礼炮连响十二声。可当时的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善耆心里明白，靠皇族血统已难再翻云覆雨。他把目光投向日本列岛，寄望凭借外力重振旧梦。在这种心理驱使下，1913年，善耆把仅七岁的显玗交给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嘱托一句：“助吾复辟，他日不忘。”一句话定下这段畸形关系的基调。
川岛浪速何许人？表面是研究清史的“学者”，实则活跃在东瀛政坛与情报圈之间，靠四处钻营谋得不菲资产。张学良晚年闲谈此人时摇头道：“他的手段，比‘吃绝户’还卑劣。“ 这一评价并非空穴来风。显玗初到东京，川岛浪速在报纸上高调宣称“义女归门”，同时暗中向军部、外务省兜售“肃亲王与日本合作”的政治筹码。换言之，那个七岁女孩成了可以反复抵押的“债券”。
更黑暗的部分无人愿细说。根据张学良的回忆，川岛浪速不仅挪用善耆交付的巨额抚养费，还对年幼的“义女”做出难以启齿的暴行。坊间因此流传，川岛芳子成年后终生男装、留平头，只因童年受辱，厌弃自己的女性身份。此说虽无司法记录，却被不少友人暗中证实。试想一下，一个孤立无援的女孩，面对的是语言不通、文化迥异、充满觊觎的环境，她的性格由此被彻底改写。
1922年，善耆病故天津。王府财产理当由嫡系家属继承，可账本却被川岛浪速握在手里。善耆的夫人和子女陆续赴日讨要遗产，每一次都换来养父冷冰冰的条件——“先陪我住下再谈钱。”家族长子宛如吞下铁钉，却碍于现实只能忍气吞声。张学良把这段往事称作“活剐亲族”，一点不夸张。
也就在浪速囊括巨资的同年，显玗正式改名“川岛芳子”。她被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女子部学习骑术、射击、爆破。川岛浪速向外炫耀：“吾女将成东方密探第一人。”这句自诩再次揭开他的贪婪——把养女训练成特务，能为自己和日本军部持续换取利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川岛芳子果然穿着骑装，在奉天街头向日军呐喊：“要速战速决！”许多人拍手称奇，却忽视了背后那只操纵木偶的手。
1933年热河战役期间，她被任命为伪“安国军”总司令。多田骏出面授予军服，而川岛浪速早已准备好宣传稿，在东京的酒会上眉飞色舞：“看，我培植的女儿多会办事。”对日本媒体而言，这位“满洲公主”极富噱头，可对东北百姓来说，她只是带来战火的帮凶。
有意思的是，川岛芳子并非毫无犹豫。1939年，她曾通过电台批评日军的“大陆政策”，说日本“忘记亚洲同胞”。这一叛逆举动令东京高层震怒，却也说明她始终纠结于民族与养父的双重枷锁。她想借日本力量为满洲建立半独立政权，也想保全自己血统的尊严，结果两面都不讨好。
1945年，日本投降。正隐藏在北平东四九条胡同的川岛芳子被军统逮捕。审理她的是北平特别法庭，法官首先要厘清她的国籍：若属日本，以战犯论处；若属中国，则为汉奸。两种身份，两条道路，生死天壤之别。就在庭审僵持之际，一份由川岛浪速寄来的“证据”抵达。文件详细列明川岛芳子的清室血缘，还附上当年的收养手续。浪速甚至手写说明：“此女中国籍无疑。”对旁观者而言，这像是父亲替女儿提供身份，可熟悉川岛浪速行事逻辑的人都清楚，这其实是把她往绝路上推——日本人可以用战犯交换，汉奸却难获苟免。他要的是撇清与败军的干系，把风险全数甩给早已无利用价值的养女。
张学良得知此事后只说一句：“浪速心黑，人命于他不过筹码。”1948年判决生效，川岛芳子难逃一死。川岛浪速此时身在东京郊外，优哉游哉地经营自己的汉学讲座，从未为此奔走分毫。若说前半生他靠女孩的血泪积攒财富与名声，那么最后这封信，则是他捞取自保筹码的收官之笔，难怪张学良将其比作“吃绝户”——连棺材板都要撬开搜刮的那种无耻。
芳子伏法后，关于“真身已逃亡”“替身受刑”的传言层出不穷。有人拿出所谓金条交易的口供，有人展示“方姥”遗物，乃至有人声称1978年在长春与她握手。可别忘了，当年监狱遵令三次覆验并当场拍照，现场的检察官、医生、警卫均有记录。川岛浪速若真有意救人，凭他和日军的旧关系未必做不到，可他什么都没做。只要认清这一点，传闻便失去滋生土壤。
川岛芳子的一生像一枚被抛来掷去的铜钱，正反面写着“权力”和“背叛”。而把铜钱狠狠抛向空中的那只手，正是川岛浪速。当年少帅评断其人，言辞刻薄，却命中要害：比“吃绝户”更卑劣，因为他连手里人的灵魂都要吞下，再拿壳子去换下一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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