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的迪化昼夜温差极大，午后热浪刚褪去，夜风便裹着沙粒拍打营房。就在这样一个傍晚，57岁的陶峙岳把警备司令部的窗户推开，望向北城的尖顶清真寺。他清楚，自己手里的每一张电报、每一次会谈，都正把新疆推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和平，或火光。他更清楚，少数顽固军官的去留，将决定解放军能否不费一枪一弹进入西陲。
时间要往前拨一个月。6月中旬，马家军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从哈密赶到迪化，甫一下车，就把“忠诚”“血仇”两个词挂在嘴边。马呈祥1914年生，35岁正值壮年，兼有马步芳外甥与女婿双重身份，对蒋介石、对马家军的“西路军旧账”念念不忘。陶峙岳请他品茶，他却只字不提茶香，开口就是一句：“陶总司令若举白旗，我部绝不从命。”语气平缓，却像刀子。
有意思的是，迪化街头的气氛已和半年前判若两人。兰州方向的铁道中断，电台里不断传来解放军突破黄河防线的消息。张治中远在北平，通过加密电报催促陶峙岳：“机不可失。”与此同时，胡宗南也在西安督促叶成、马呈祥：“万万不可丢了新疆。”两封电报的口吻，截然相反，却都落在陶峙岳这部老式摩尔斯机上。
陶峙岳表面波澜不惊，暗地却连夜调整部队部署。四支靠得住的团分散到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切断顽固派的联络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他的堂弟——则被派去塔城，就地稳定军心。陶峙岳一句轻描淡写：“把枪口对外，先保边境别出乱子。”其实，他在为下一步“先起义、后整编”腾出回旋余地。
8月19日，他南下库尔勒，表面是检查骆驼运输补给，实则是与南疆总司令赵锡光商定统一行动方案。两人会面到深夜。赵锡光把茶盏重重放在桌上：“陶兄，我赞成和平，但叶成、马呈祥怕是难缠。”陶峙岳只回一句：“船到桥头自然直。”话虽寡淡，态度却坚决。
紧接着的几天，风声骤紧。顽固派往返电报频繁，叶成甚至试探性地询问可否调师开拔南疆——意图很明确，走也得带枪。陶峙岳火速回电：“照章驻防，移动一步，军法从事。”表面强硬，实际上他心知肚明，只凭电报压制终非长久之计。顽固派背后还有胡宗南的影子，真动起手来，新疆难免再起干戈。
9月20日午夜，新疆和平解放的紧要关口终于到来。叶成带着两名副官闯进陶公馆，灯火摇曳，他低声却急切：“总司令真要向共军投诚？”陶峙岳沉默数秒，随即抬头：“叶师长，打下去有胜算吗？新疆一乱，百姓受苦，士兵陪葬，你我又得什么好处？”叶成无言。短短一句对话，只占据整件大事的几个呼吸，却成为新疆命运的分水岭。
叶成退出后不久，马呈祥、罗恕人悉数赶来。马呈祥身着戎装，腰间依旧挂着那把老式驳壳枪。他直截了当地表态：“我不困死戈壁，也不愿在法庭上受审。要走，现在就走。”陶峙岳不疾不徐：“放下军权，给你办出国护照，日本、开罗、香港，随你挑，只要立刻交权。”
马呈祥犹豫片刻，把师部印信递到桌上：“我把兵给你，但得保证给弟兄留条生路。”陶峙岳点头：“枪口对外，无人追责。”这一瞬，整编骑一师几万兵权落到陶峙岳手里，新疆的天平彻底倾斜。
9月24日凌晨，起义通电尚未发布，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以及家属由骑一师特务连一个排护送出迪化。手中无枪，队伍却井然。他们先走北道至阿克苏，再折向喀什，最后准备取道克什米尔外出。沿途驻军奉命“只缴枪，不留人”，既防生变，又体现“来去自由”的承诺。有士兵趁机敲诈，马呈祥掏出数锭黄金，一声不吭。叶成被慰问时只说一句：“活着就好。”
翌日清晨，新疆省政府门前红日初升。陶峙岳、赵锡光联名宣告起义，全疆军政机关改旗易帜，守备部队原地待命，社会秩序未起波澜。王震率西北野战军二军进入迪化，连一声枪响都没听见。早在前夜，陶峙岳已经把最后一封电报拍往北平，请求中央确认对外解释口径。
毛泽东当天批复：顺情而导之，放人出境，是为上策。王震转述时语气平淡：“中央说了，陶老将军办得好。”军会上无人再提“放走敌军”之事，反倒对陶峙岳的果断佩服不已。此后不到三个月，绝大多数原国民党部队完成改编，新疆局势稳定下来。
回顾前后不足百日的周折，看似关键只是“放下军权”“办护照”几句轻描淡写，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顽固派得以全身而退，士兵避免了流血，北疆石油、南疆棉田均未遭武装破坏。正因为如此，中央才能调集精力东援西藏，随后再谋打通中巴公路的西端口。一张小小护照，换来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安定，这桩交易算不上公平，却极其划算。
人们常说，新疆和平解放离不开毛主席、周总理的策略，也离不开张治中的牵线，其实最难的是当场拍板的人。57岁的陶峙岳握着话筒、推开窗户的那一刻，只要迟疑半分，南北疆可能就会听见枪声。陶峙岳不愿让这片土地再添废墟，于是把马呈祥送出国，也把全疆百姓送上了一条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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