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春,北京电影学院老礼堂里正在播放老片回顾。灯光暗下来时,七十一岁的谢添把帽子压低,银幕上的黑白画面令他突然想起三十四年前那场略带喜感的婚礼——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最热闹的一个早晨。

时间往回拨到1914年10月,天津东站附近的职工宿舍里,一个铁路机车司机的儿子落地。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母亲爱拉着孩子看卓别林短片,小小年纪的谢添已学会用眉毛和身体说话。课本上主修英文商务,他却偷偷模仿银幕里的滑稽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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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他离津赴沪。同行的行李只有一只皮箱和一本卓别林自传。上海的十里洋场喧哗到令人心慌,他却先钻进“狮吼剧社”。台词、走位、灯光,一股脑全学;晚上收工又在弄堂口摆个姿势琢磨肢体。那一年,胡蝶在明星影片公司闲聊时听到“家乡来的小兄弟求个机会”,便递了张摄影棚通行证。机会说来就来,《夜会》里的反派演员病倒,谢添临时补位,拍完后给自己改了个艺名——谢俊。

戏路刚打开,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让胶片戛然而止。跟着上海影人旅行剧团一路西迁,辗转重庆、成都。川江夜风浸透衣襟,他却在临时搭的木台上成了“重庆四大名丑”之一。观众喝彩,他暗暗惋惜:终究想拍电影。

1941年,他接到沈浮电报,西北影业社在成都重组,《风雪太行山》急需演员。谢添分文未取演完马老汉,影片叫好不叫座,太平洋战起,胶片再次滞留仓库。命运像在考他耐心,几年颠簸,他硬是把喜剧功底练得炉火纯青。

1946年秋,中央电影三厂筹拍《圣城记》。片场午休,一个总爱说俏皮话的男演员逗得新人杨雪明笑到直不起腰。她二十岁,他三十二岁,身份与年纪的差距像条看不见的线。下戏后,杨雪明悄悄问:“谢先生,您每天都这么开心吗?”谢添摸摸鼻子,“拍不成戏也得吃饭,总不能整天拉长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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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走近的消息很快传到杨家。岳父岳母心疼女儿,直言反对:“小谢比你大一轮,又常年跑码头,这桩亲事慎重!”谢添没有绕弯子,带着大嫂提了两匹海宁绸子登门说明来意。老人家思量良久,只提一条:成亲那天必须给二老磕三个头,以示感恩。这个要求奇怪却不苛刻,他痛快应下。1949年8月,天津老宅里,谢添“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杨雪明端坐一旁含笑看他,鞭炮声刚落,新中国的钟声也快敲响。

婚后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谢添挎着行李到厂里报到,五十年代的创作黄金期接踵而至。张金龙、马金龙两个混不吝角色让观众又恨又爱,他把天津卫码头的痞气演得透彻,却从不忘提醒学生:“千万别真去学坏,只学表演节奏。”

1955年,北影首度招导演训练班。报名册上,41岁的谢添年龄最大。有人打趣:“老谢,服不服老?”他笑:“年纪大,脑子不能慢。”复试现场,他剖析《母亲》镜头语言,考官连连点头,最终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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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文艺工作会议,周总理逐一与电影人握手。听谢添自报“1914年天津出生”,总理诙谐一句:“那年我也在天津,怎么没见着你?”谢添忙摆手:“我那时才半岁,见着也认不出来啊!”屋子里响起一片笑声。几年后,两人在北戴河又打起乒乓球,谢添本想发个旋转球吓吓对方,球刚离拍便后悔,急冲过去想拦,周总理轻松接住:“小看我了,左旋而已。”这段趣事后来成了北影茶余故事。

进入六十年代,他执导《洪湖赤卫队》,把歌剧搬到实景。水面、篝火、竹排,全景长镜头一气呵成。影片爆红,他却跟厂长唠叨:“咱还缺喜剧。”于是拉着编剧陈方千折腾出《锦上添花》,终于让北影有了第一部票房喜剧。

朋友们都说谢添心宽。他的口头禅是“没心没肺,活到百岁”。“文革”中挨批,他照睡,起身仍去给青年演员讲分镜。风浪过去,该合作就合作,不耽误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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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谢晋筹备《老人与狗》,剧本递到谢添手里。角色是宁夏山区的老农邢老汉,他八十岁还未有退意。开机前,他跑到贺兰县跟放羊汉子同吃同住,录下对方咳嗽、吐痰、笑的声调,夜里对着镜子练驼背。对手戏演员斯琴高娃感叹:“老爷子,这是真下乡取经啊。”谢添抖抖草帽:“城里味儿太重,下不来地就别演农民。”

拍摄结束,圈里电话不断。谢添打趣回答:“没想到,八十岁又碰上一段桃花运。”电话那端笑作一团。

1995年冬,谢添病榻短暂昏迷,护士问他去了哪里,他说:“热闹得很,像拍片现场。”三个星期后,家人按遗愿请好友范圣琦吹奏《回家》,曲终,人散。银幕上那副灵动的眉眼却留住了光影里永恒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