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仲春，京广列车缓缓驶入赣州火车站，铁轨震动间传来悠长笛声。车厢里，一位五十出头的将军端坐窗前，神情沉静却目光发红。他就是开国上将萧华，此行肩头既有公事，也有私情——先替党中央察看灾情，再去九山岭寻找母亲严招胜的长眠之处。
下车那一刻，王新兰紧了紧丈夫的军大衣袖口。她知道，萧华已经整整二十七年没再踏上这片故土。兴国县委原打算组织欢迎仪式，被他一句“老百姓正饿着肚子，咱不能添麻烦”给挡了回去。于是，两人自己挑了间最普通的招待所，窗外正是青石小巷，墙上留着当年苏维埃标语的淡红痕迹。
菜谱同样简陋：南瓜、番薯、青菜，外加一碗清汤。厨师偷偷加了盘热乎乎的鸡蛋，想让将军补补身子。萧华抬眼看，没多说，只夹了一筷交给门口守着的孩子：“端给乡亲们，大家都不易。”一句话，厨房里顿时安静下来，油烟翻滚的灶台边响起轻轻的鼻音。
几天走访后，萧华写成六千字的调查材料，电报发往中南海。毛主席批示寥寥数句，却掩不住欣慰：“兴国萧华，好样的。”公事毕，他才腾出时间兑现心底多年的心愿——向母亲的英灵倾诉。
清明前夜，月色淡白。萧华、王新兰同老地下交通员萧能河摸上九山岭。此处山高林密，当年是兴国游击队的隐蔽地。萧能河轻声说：“那晚，嫂子就是从这条羊肠道往里引敌。枪声断断续续，到后来就听不见了。”
听至此处，萧华的手心已满是冷汗。年逾半百的他依旧记得，1934年初冬离家时，母亲把一双新纳的千层底鞋塞进他行囊：“娃，你跟着毛委员去，娘在家接应。”那一别，人世再难重逢。
严招胜出身穷苦，却有着罕见的坚毅。1927年秋收起义的消息传到赣南，她和丈夫萧能赇把自家土坯屋变成秘密联络点。十岁的萧华就被母亲派去当“耳目”，看见生人进村便撒腿去报信；不久，小小年纪的他已能在深夜凭星光穿山越岭，把情报送到红军营地。兴国1928年暴动中，萧华画粉笔记号，协助红军一举端掉国民党据点，母亲在背后张罗粮草，掩护伤员——一家三口的名字一起写进了县委的嘉奖令。
1930年5月，毛主席首次见到14岁的萧华，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鬼，将来要挑大担。”母亲在一旁憨厚一笑：“娃的命就是党的，您只管调遣。”两年后，当中央红军主力决定长征，萧华瞒着母亲跟随大军西去，自信地说“娘放心，我一定走到延安再写信”。那是他们最后的对话。
长征路上，萧华多次在战火中侦察有功，却每逢夜深梦回，总会想起九山岭的炊烟。此时的严招胜已成江西游击区妇委书记，带着寥寥数十名战士在山林间与敌人周旋。1935年初，敌军围剿升级。为救身陷重围的弟兄，她独自引敌上山。枪声停歇后，密林寂静如坟，只有漫山杜鹃被子弹惊起一地花雨。严招胜的身体再未现身，连躯骨也与青山同埋。年仅三十五岁，青春永冻于九山岭的浓雾之中。
二十六年过去，萧华寻找母坟却只找到那条被鲜血染过的山道。山路尽头，杜鹃花已换了几茬，仍旧燃得刺目。他俯身捧起一把红土，低声哽咽：“娘，华仔回来了。”王新兰随即跪地，双手合十，泪光摇曳。山风卷着将军的呼喊在山谷间回荡，好像在等待一个温暖的回声。
当晚，他在油灯下写下《哭严招胜同志》。十六行字，笔笔嵌血，字字带泪；既有革命捷报“红旗插到南京城”，也有儿子迟到的家书“公忙勿忘寄家音”。兴国的团员们传诵这首诗时，常常读到“烈士忠骨埋桑梓，鲜花朵朵祭英灵”便哽咽停顿。
有意思的是，萧华并非天生铁血。他的豪情与骨血深处的柔软，正是母亲一点点塑成的。孩提时，他做错事，严招胜只轻声道：“记牢，你是穷人的孩子，要替他们出头。”这种把爱家与爱国交织的情感，使少年萧华在漫长的枪林弹雨里从未动摇。
1964年，他再度向兴国县委询问：可否在九山岭立碑？地方干部反复勘察，仍难确定确切遗骸位置。萧华没有再坚持，只嘱咐乡亲们守好山林。他说：“山就是碑，花就是祭文，娘不需别的。”
生为忠勇将，死为青山魂。严招胜的名字后来被镌刻进《江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可在儿子心里，最清晰的墓志铭仍是那句呼喊：妈，不孝子来看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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