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的清明前夜，细雨把高桥一带的土路泡得松软。李先念刚一下吉普车，乡亲就告诉他：袁师傅年初走了。那一刻，他一句话没说，转身望向云雾缭绕的坟山，雨水与泪水分不清。花圈在车里，缎带上写着“师德永存”，这是他在汉口出发时亲笔题就。祭扫仪式结束，他默立良久，脑海里闪回数十年的点滴——尤其是1949年那场短暂而温暖的“团圆”。
把时间拨回到1909年。湖北黄陂木兰乡，李家添了一个瘦小男婴，取名先念。家贫得揭不开锅，念完三年私塾就被父亲送到表兄袁学福家，学手艺去。袁学福是远近闻名的“袁木匠”，人爽朗，手艺硬，穷人家请活，一两升米也肯干。徒弟多，规矩也多——开工前要围着锯台转一圈，算是“认门”。谁知这位眉眼机灵的小学徒，一转就是三圈，把师傅逗笑，“这孩子肯定坐不住，将来不是块安分木头”。一句玩笑，却像预言。
三年过去，小李木匠出师。乡亲们爱找他锯木、订榫，他走街串巷，看得多，听得也多。一次在汉口球场街棺材铺做活，他夜里同搬运工一起干零工，耳边常响起地下党员的街头演讲。木屑味与油烟味混杂，他心头却被另一种火点燃。
1927年夏末，黄麻起义酝酿。党组织给李先念一个新身份：联络员。白天仍扛斧子锯子，黑夜却要摸黑开会。困乏袭来，他在陈大爹家做犁耙时竟拿斧头劈在剁凳上，斧刃卡得死死的。屋主一愣，袁学福哈哈大笑：“写字能入木三分，干活也得入木二寸，今儿个算练武啦！”把尴尬圆成笑话。师傅的护短，为的是掩护徒弟的真实使命。不久，他又在自家堂屋背后凿夹墙、挖地洞，万一巡捕来搜，可供藏身。正因为这些暗中支持，高桥游击队才能在11月的羊子山会师，如期攻进黄安县城。这一仗，被视作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的开端。
革命洪流翻滚，牺牲来得猝不及防。1927年冬，敌人突袭袁家，袁家五子遇难，鲜血溅在木屑上。痛彻之后，袁学福索性把全家推向革命：长女、次子、侄子先后参军，三子成龙1941年跟随新四军第五师出发。师徒间的情分，在血火中锤得更硬。
1931年10月，李先念带300名青年参加红四军。队伍整编，他被任命为33团政委；从此枪不离肩，成了“不下马的将军”。奔袭间隙，他收到母亲塞在大衣口袋的两块银元。可当他端起望远镜，母亲早被硝烟隔在天边，再无相见时。那是他终生的隐痛，却也提醒他：对得起牺牲，对得起养育。
1945年春，鄂豫边区暂得喘息。李先念回九龙冲探亲，顺道去看袁师傅。师傅刚放下饭碗就迎到门前，笑问：“你么有空跑回来？”李先念紧握那双粗糙的手：“14年没见，心里惦记得慌。”堂屋里一盏茶，再添一盏，话匣子关不住。师傅感慨：“昔日瘦小徒弟，如今成统兵万人的大将。”李先念摆手：“哪能忘记您？当年要不是您把那斧柄敲我脑门，我可没今天的精神劲。”一句俏皮话，把往事轻轻抖落。
时间来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新政务千头万绪，李先念忙得脚不点地，可心里总悬着师傅。一天夜里批完文件，他对秘书说：“抽时间，把袁师傅接来。”几天后，一辆吉普停在省委大院。车门打开，袁学福略显拘谨，手里提着布口袋。李先念疾步迎上，“路上可还顺？”袁学福把口袋递过去：“盐豇豆、臭豆腐，你打小最馋这味。”一句朴素的关切，暖得人鼻酸。
午饭在招待所，两碟酱藕、一碗排骨藕汤，再添家乡芝麻豆豉。袁师傅本戒了酒，这天破例，举杯直说“高兴”；李先念则端杯回应：“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杯敬您。”席间，他吩咐厨房少油少盐，怕老人胃口受不了。第二天起，又让警卫员陪老人游黄鹤楼、归元寺，老人看江水东流，笑得像孩子。
住了半个多月，袁学福见徒弟昼夜灯火，心疼，“我老了，别再添乱。”李先念再三挽留不住，只得给他做了新衣，又塞了些生活费。送上车时，他低声嘱咐：“有事就写信，红安离武汉不远。”老人沉默，眼里含泪，点头。
1953年的那场祭扫结束后，李先念没让随行人员陪同，一个人顺着乡间小路步回驻地。路边油菜花开正旺，远处传来木锯“吱呀”声，他仿佛又听到师傅爽朗的笑：“写字要入木三分，做人也得入木三分呐！”句子在耳边回荡，像最后一次教诲。历经风雨，他依旧把这句话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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