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9日天刚蒙蒙亮，武汉郊外一辆吉普车停在乡间土路的尽头。车门一开，一位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头发花白却脚步利落的老人跳了下来，正是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建安。望着远处薄雾中的群山，他把挎包往肩上一甩：“还是用‘十一号’最踏实。”说完大步朝家的方向走去，身后的警卫只得快步跟上。此刻，距他上一次回乡，已过去二十二年。
红安，这座从黄麻起义烽火中淬炼出的鄂豫皖革命摇篮，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新中国的223名开国将军里，有56位出自这里。王建安排行其间，却是少见的“乞丐出身”。1908年10月12日，他降生在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一个只有三间草屋的小院。父亲给地主扛活累死，母亲讨饭途中染病离世，他八岁便跟着姐姐挨家挨户要饭。日子苦，却拦不住他偷偷在私塾窗外听课，三字经倒背如流。一次又一次被地主喝骂赶走，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把这口气咽回去”。
17岁那年，他跑到武汉投了吴佩孚的直系部队，以为穿上军装就能翻身。可旧军阀里规矩多，穷娃子照样得挨打、扣饷。他一声不吭退了伍，悄悄回村，却发现黄安已经红旗招展——农会、赤卫队、苏维埃，无数赤脚汉子手握梭镖嚷着要翻天。1927年11月13日凌晨，三万农民在黄安、麻城城头打响黄麻起义。年仅十九岁的王建安第一个掀开城门，用绳子把旗子挂到女儿墙上。起义虽因兵力悬殊而失利，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此扎根大别山，他也从一个穷孩子蜕变为红四方面军猛将。
从1928年到1953年，他跟着部队转战鄂豫皖、川陕和东北，又在朝鲜战场上操劳到吐血。二十多载里，回家的念头被战火硬生生压在心底。1953年秋，志愿军夏季攻势结束，他病倒在战地医院，经批准休养返乡。山路崎岖，汽车进不去，他索性背着小儿子步行八里土路。老屋还是泥墙草顶，两个姐姐摸黑借被褥才让他躺下。夜深灯暗，他听着窗外虫鸣，第一次觉得战场的枪声离自己如此遥远，也第一次发现姐妹的头发早已全白。
此后十多年，他成了家乡的“远方亲人”。1961年济南军区大练兵，大姐病逝，他按下思乡泪。1969年调福州，二姐临终，他依旧无法脱身。愧疚积攒进心底，他对家乡的牵挂便转化成一件件实事：1973年听说乡里缺拖拉机，电话打到武汉军区，“两台‘东方红’、一车化肥，麻烦老战友给批个指标”；同年冬，又托人弄了两车皮木料，从福州港直发红安车站。邻里说声“谢”，他却摆手：“咱们几十万人为革命流血，这点忙算什么。”
1975年这次回乡，他只待了两个多小时。送别时，乡亲七手八脚把他推上车，老人们眼眶发红，小孩攥着他的袖子不撒手。车缓缓启动，他把身体探出车窗，朝身后连喊三声“保重”，声音哑得厉害。谁也没想到，这一幕竟成了他与不少乡邻的最后相见。
时间走到1979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五十二周年。王建安在武汉参加会议，红安县委派人递来小纸条：“家里人想请您看看新修的纪念馆。”会一散，他顾不上午饭便登车北上。21日午后，他再一次迈进沙河湾。村口已能见到新修的水泥路，几户人家屋顶冒着青烟，拖拉机“突突”开过。他先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嫂子家，俯身问：“还认得我吗？”老人眯眼半晌才拍大腿：“哎呀，建安回来了！”一句乡音，把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直接点破。傍晚离别，众人相送到田埂尽头，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他抬手抹了把眼角：“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定还会再回来。”那泪光，被许多人记了一辈子。
可身体状况却不再允许他奔波。1980年7月中旬，他在北京总医院被确诊癌症晚期。医生委婉劝他注意休息，他笑了笑，对老伴牛玉清交代后事：“骨灰撒回红安，不进八宝山，也别开追悼会。”牛玉清点头，他不放心，又补一句：“省里县里要办仪式，统统推掉。”临终前一周，他神志尚清，突然拉住护士问时间，“黄麻起义还有几个月就五十三周年了吧？可惜回不去了。”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二岁。家属遵照遗愿，不开告别，不收花圈，只在病房里立了支素蜡。8月20日清晨，亲友护送骨灰回到红安南门河畔，细雨微蒙。有人轻声念到：“建安，你回来了。”灰白粉末顺风洒进泥土，混着雨水渗进大地，大概就像他生前反复嘱托的那样——“落叶归根，就这么简单。”
王建安再没机会走进沙河湾的小路，但村里老人提起他，仍会指着那条如今已铺成柏油的水泥路说：“那一年，他车到这儿就跳下来了，一步步走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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