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的一天，福州电报大楼外排着长队，有人焦躁地跺脚，只因为一封发往巴黎的传真足足卡了四小时。这一幕被刚到任三十天的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记在心里——要搞开放，通信与交通若仍像闽北山路般弯弯绕绕，外资怎会来？
同年春天，蛇口的塔吊已在海风里旋转，深圳“飞”了起来；而厦门依旧隔着海峡，既无机场也无高速，外商从福州转汽车到厦门，单程要熬掉大半天。项南暗下决心，先修机场，再谈其他。
事情并不简单。4月中旬的筹委会上，军方代表提出“厦门离金门仅十多公里，若飞机偏航，风险难控”。会场一度沉默，项南放慢语速：“若有意外，我负责。”短短三字，斩断推诿，也把责任压在自己肩上。
论证通过后，摆在面前的是钱。省财政那年可动用的基建款只有一千万元人民币，连跑道的填海费用都不够。5月上旬，项南进京汇报，李先念坦言：“预算紧得很，要钱真没有。”一句实话，把会场的空气拉低了好几度。
会后回到住处，项南翻着文件直到深夜，桌上只剩一盏台灯。第二天早晨，他再次敲开国务院进出口计划委员会的大门：“咱们能不能向国外借一点？利率低一点也行。”这句话后来成了福建对外融资的开端。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被锁定为合作方。经过三轮磋商，福建以年息3.2厘借到600万第纳尔，折合2100万美元，约占总投资四成。有人嘀咕“背债建设，会不会把省里拖垮？”项南只说：“不借钱，就永远起飞不了。”
1981年10月10日，高崎附近第一铲土抛向空中，机场正式动工。基建队伍来自全省各地，白天晒脱皮，夜里灯光通宵。国际顾问团本来估算工期至少三年，结果不到20个月，混凝土跑道就已铺设完毕。
1983年7月15日，三叉戟客机试飞成功，机轮刚触地便卷起海砂。现场一片欢呼，项南抹了把汗，却没多停留，他知道机场只是第一步，还得有航空公司来撑运营。
1984年初，福建与美国夏威夷亚罗哈航空草签合营意向。文件刚递交，质疑声又起：“航线涉及领空主权，地方岂能自作主张？”最终，这份协议被上级叫停，但它让民航局意识到地方积极性不可小觑。
7月25日，民航局与福建省、厦门特区发展公司共同出资，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挂牌。启动资金仅一千万元，买不起飞机，只能租两架波音737-200，由广州管理局代飞。那时公司总共七人，办公室是两间平房，招牌还是自己敲的铁皮。
1985年，第一批退役空军机务加入，技术骨架搭了起来；1986年11月16日，厦航首架自有飞机转场高崎，标志着独立运营的开始。当年载客量跃升到三十二万人次，终于结束连年亏损。
回望初衷，如果没有1981年那句“能否向外国借钱”，厦门或许还在等待起飞的跑道。试想一下，通信畅通、航班密集、客商往来如织的今天，高崎机场的繁忙就源自那段大胆借贷、负重前行的岁月。项南当年的“我负责”不只是承诺，更是一省改革心态的写照：有风险，也要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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