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宵夜，北京北海公园里灯火通明。彩灯映在湖面，波光跳动。邓小平站在游船甲板上，望着成千上万张笑脸，突然传来一句带着四川腔的询问：“邓副主席，这么多年，您就没想过回广安看看？”提问的是同乡记者郑兴光。话音落地，周围瞬间安静，只剩湖面微弱的拍岸声。邓小平轻轻皱眉，略停半拍，说出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我怕。”声音不大，却清晰。
“怕什么？”记者追问。老人微微抬手制止，没有立刻答复，转身去看远处的烟花。那一刻，疑问在场所有人心里蔓延：一位在战场和政治风浪里几次化险为夷的人，为什么会说对回乡“害怕”？
时间线往前推。1915年秋，年仅11岁的邓小平被父亲送到重庆求学。3年后，只身赴法勤工俭学，从此与广安山水分别。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先后参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复一年辗转各地。1949年建国时，他44岁；那一年，家乡在欢庆胜利，他却在筹划西南大区接管工作。
1950年代后期，他进入中央工作核心层，事情堆得一波接一波。1958年3月，他随同毛主席到成都开会；列车经过广安境内时，同行人员提议下车休息。邓小平摆摆手：“路还长，别耽搁。”车窗外是一闪而过的渠江河谷，他连头都没回。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掠过故土，却没有踏上月台。此后到1986年的几十年里，他总共九次到四川检查工作，每一次都重复同样的动作——看表，催行程，跳过广安。
有人说他工作太忙。的确忙，但忙并非全部理由。1978年春，中央刚决定由他分管科技和教育，他到绵阳和德阳调研。行程结束时，四川省负责人再三请他“顺路回一趟广安”，邓小平一句“以后再说”婉拒，随后登机飞回北京。省里事后统计，这趟差旅六天里他开了十四次现场会，却留给自己睡觉的时间总共不到三十个小时。忙碌成这样，想挤出半天回乡似乎也并非不可能。那到底怕的是什么？答案需要从他对“家与公”的分寸感里寻找。
1986年春节，82岁的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宾馆接见广安几位县市干部。聊天气氛轻松，席间有人再次提回乡事宜，他沉默良久，缓缓说道：“回去一趟，动静太大，惊动不起嘛。”此话一出，对方面面相觑。王震在旁打圆场：“老邓放心不下乡亲，这事咱得理解。”散会后，邓小平回到房间，独自站在窗前。警卫员张宝忠后来回忆，说那晚老人掌心攥着一张广安最新经济简报，反复摩挲，足足站了十多分钟才坐下。
实际上，他对家乡情况了如指掌。60年代初困难时期，广安缺粮，他通过中央办公厅多次催办支援。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父亲经常打听广安的收成、学校招生情况，并督促当地干部“让乡亲们吃得饱、孩子有书读”。可是只要牵涉“回去看一眼”，他就像给自己设了禁令。
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避免特殊化。广安若因他个人获超额照顾，其他贫困地区怎么想？他对子女说过：“我回去，要求就多，警卫、接待、交通都得加码，成本不是小数字。”其二，避嫌。亲朋相见，情面难却，请托之事势必纷至沓来，他担心一个“同意”就打破组织原则；不答应又辜负人情。索性彻底不回，“挡风也挡雨”。
1989年那次元宵灯会后，关于“邓小平怕什么”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有人传言跟风水有关，也有人说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改过村名，老人心里疙瘩没解开。可事实是，他从未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抱怨家乡一句。倒是对“谣言”二字，他在批示里重重画了圈：“无稽，莫理。”
1992年初，南方谈话。那一段时间，外界压力大、争议多，他依然决定下到基层探路。广州、深圳、珠海、上海一路行来，鼓励改革开放“胆子再大一些”。行程结束后，总理李鹏提出：“离成都不远，要不要再去四川？”邓小平笑笑：“现在还是南北两头都要忙，我去不去广安不是事，关键是把国家这趟车开稳。”这句话在内部记录中被标为重点。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终年93岁。讣告发布后，广安全城自发停业，10万多人自发前往思源广场悼念。一位老船工抹着泪说：“他一辈子没回来，但我们都晓得他心里始终装着我们。”
有人或许依旧遗憾，认为这份乡情缺了一个“回”的句号。然而从他留下的批示、调拨和政策里，可以清晰看见另一种归根：让家乡、让全国更多地方富起来，远比踩一脚家门口的青石板重要得多。邓小平所说的“怕”，其实是一份极其严苛的自律，也是一份不愿让私情扰乱公义的克制。或许，正因这份“怕”，才成就了他那份无私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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