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重庆某中学，德育处教师在处理某学生的烫发染发问题时，采取“强制剃发”行为。
视频一经公布，引起轩然大波，再一次把师生矛盾推到公众面前。
各种媒体，几乎一边倒的发表评论，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学生的尊严和自由需要维护。
学校随后也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教师工作方式简单，行为不当，学校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责令其向该学生及家长当面道歉。
网络上，一部分“教育专家”，更是明确表示——烫发染发、留长头发还是短头发，都属于学生的个人自由，要获得尊重。
教育领域有一个倾向——
习惯性将学生置于“弱势者”高地，教师往往被推到人前，去抵挡任何一切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为平息舆情，教师成为牺牲品，教师的尊严被践踏，教师成为“替罪羊”，是最节约成本的做法。
教育主体师生之间，天然就是对抗关系。教师作为专业的教育者，承担着将个体自由纳入社会规则框架的职责，而青春期学生的叛逆天性则倾向于突破约束。
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教化作用，将这种对抗逐步转化为“春风化雨”般的相互成全。
教育的过程势必有波折，必然伴随着思想的碰撞、行为的磨合。于是，双方之间的责权界限，就显得尤为重要。
“强制剃发”事件，一方面是教师行为的失当，而另一方面，学生“自由权力”的边界模糊其实是引发事件的前提。
学校和媒体、专家一边倒的化身为“正义使者”，统统站在似乎是弱势的学生一边，却不明白，恰恰是这种本末倒置，有失公允的做法，会导致师生之间的责权更加失衡。
于是，“替罪羊”现象便产生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把惩戒权还给教师。
正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所明确的——
教育惩戒是“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的教育行为”，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适度约束，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但在“强制剃发”事件中，单一化评判，将教师的管理行为简单定性为“侵犯尊严”，却忽略了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校规执行背景，更无视了教师作为教育者的正当管理诉求。
这种片面化的舆论导向，本质上是对教育专业性的消解——
当教师连规范学生仪容仪表的权力都被剥夺，教育便沦为无牙的老虎，“不敢管、不能管、不愿管”，难以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我们的“惩戒权”虽明确了教师可实施点名批评、课后教导、公益服务等惩戒措施，但对“仪容仪表违规”“扰乱秩序”等具体场景的惩戒标准未作细化，导致教师在实际操作中要么“过度惩戒”要么“放弃管理”。
无可操作性的“惩戒权”，是一场华而不实的“表演”，既无法支撑教师的教育职责顺利进行，也无法保护学生的尊严不被侵蚀。
具体化惩戒权，需要明确学生的“自由”界线。
近几年，西方“自由化”盛行，极端女权、极端环保、极端禁烟，西方教育也充斥着极端自由主义——校园中极端性别自由选择泛滥，导致性别认知混乱；无底线的包容政策让校园暴力居高不下；取消惩戒的教育模式培养出大量缺乏抗压能力的“巨婴”。
这种过份标榜个人自由的虚伪，本质上是否认了极端所导致的社会层面，全体的腐化堕落。
在西方“自由化”影响下，我们的教育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部分媒体和专家将“自由”异化为无底线的自我放纵，放大“学生尊严”而忽视“规则敬畏”；部分学生将“拒绝约束”等同于“维护尊严”，将教师的合理管教视为“权力压迫”。
这种认知偏差的背后，是对自由本质的误解——真正的自由并非不受限制的任性，而是在规则框架内的自主选择。
“强制剃发”事件，以及事发后的处理，媒体的整齐划一的表现，不得不让人怀疑——
某些人正在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式”教育“西式”化，这和近几年大力鼓吹“快乐教育”，“学习无用论”如出一辙。
《中小学文化教育白皮书》显示——
过度强调快乐教育的学校中，学生逃课率较传统管理学校高出23%，作业完成质量下降41%；
92%的城市，小学庆祝圣诞节、万圣节，而重阳祭祖等传统节日实践率不足15%。这种文化替代背后，是价值认同的危机；
教师离职率年均增长8%，其中37%的受访者将“管理权限模糊”列为主要原因。
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关键在于我们走出了符合我国特色的道路；四十多年科技、经济、军事、国力的快速崛起，早已证明我们的教育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民族的。
我们当然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进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瑕疵，但，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全盘否定我们教育的根本体系。
“强制剃发”事件不应成为加剧师生对立的导火索，而应成为重构教育生态的契机。推动惩戒权的具体化与规范化，让教师敢管、能管、会管，让学生明边界、知敬畏、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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